人际关系的利益化、功利化与大学生个体生存的异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和社会对利益主体的个体化与多元化的认知，以及随着“理性人”和“经济人”等假设观念的广泛传播，人们逐渐开始向“钱”看，甚至不择手段地追逐金钱和名利，而大众媒体与广告又让人们迷失在消费主义的时尚中不能自拔，这导致了人们的生存境况逐渐趋于物化、异化。马克思曾批评过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拜金主义、商品拜物教，以及单纯为肉体生存需要而导致的异化劳动等问题。然而，这一切又不同程度地重新复活在中国当下的生存境遇之中。因为，无论如何必须正视我们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的现实国情，正是这一现实国情，本身就决定了为满足我国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我们尚没有能力也根本无法超越“资本的逻辑”。南斯拉夫“实践派”之所以赢得国际公认，一方面是由于它用人道主义方法对马克思主义再评价，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它“批判地分析了社会主义实践”②，并指出社会主义也存在生存境况异化这个事实。与此同时，正是在克服异化生存境况的过程中，中国的许多大学生选择了过有宗教信仰的生活，以抵制物化和拜金主义。
社会不公正问题的凸显与大学生个体合理性诉求的焦虑。在现代化进程中，尽管我们在不断地追求现代性的公正观念，但由于城乡二元结构所导致的城乡差距的拉大、发达地区先发优势造成的地区发展不平衡，以及传统大一统经济格局引发的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政策倾斜等问题，一方面造成了经济社会主体在资源占有上的不公正，一方面造成了经济社会主体在利益分配上的不公正。此外，单纯地追逐GDP增长和追求部门利益、局部利益，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环境污染、生态恶化在代内和代际之间的不公正等。一些污染型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缺乏社会责任意识，径直将污水排放到居民生活与生产区域，使得当地居民不仅没有分享到企业盈利所带来的好处，反而还饱尝了环境破坏的后果，要么大面积耕地无法耕种，要么饮水的河流被污染，甚至在一些地方还出现了可怕的癌症村。这些不公正现象的存在，无疑使得那些爱思考且向往公平正义的大学生产生了担忧和心理焦虑，特别是在来自贫困地区的大学生之中，这种担忧和心理焦虑表现得更为强烈。一部分大学生，正是在自身公平正义的理想与现实发生冲突而又自觉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才选择了在他们看来提倡人人平等的宗教信仰。
社会的都市化与大学生个体原子化的恐惧。同西方原发的现代性一样，现代化运动总是以都市化过程为体现。波德莱尔的现代性经典描述来自法国巴黎这一国际大都市，西美尔则把都市看作现代性生活世界的空间场所和现实表达，他的《大都市与精神生活》就描述了大都市的心理状态：“都会性格的心理基础包含在强烈刺激的紧张之中，这种紧张产生于内部和外部刺激快速而持续的变化……瞬间印象和持续印象之间的差异性会刺激他的心理。”③
如果说西美尔发现了都市生活的辩证法：一方面是对个体进行刺激和煽动，另一方面是个性的保持难以为继，那么，沃斯则强化了西美尔的现代生活的非个性化特征：“个人生活的混乱和无序、精神崩溃、自杀……”④也就是说，都市主义是人们全新的生活方式。而且，伴随生活的都市化，个体逐渐被原子化、孤立化，人际关系逐渐变得陌生化、冷漠化，恐惧的情感也就自然产生。因此，都市里的大学生特别是外地的新生一下子进入到陌生的社会以后，通常就需要他者的关怀和帮助（包括经济上的资助等），而宗教共同体恰好能够满足这些大学生的心理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