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利益负责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对消费者、对社区和环境的社会责任，包括遵守商业道德、生产安全、职业健康、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保护环境、支持慈善事业、捐助社会公益、保护弱势群体等等。这实际上需要启动利他主义精神，因为我们知道，“个人利益并非驱动我们行为的唯一因素。还有另外一种隐匿但同样强大的东西。当私欲的‘发动机’燃料耗尽，占有更多不再是行为的目的，这种东西就会出现。这就是我们另外的一个‘发动机’—为他人服务。与自私自利一样，为他人服务的精神也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⑧。人类不仅追求索取，也谋求对他人的付出，利他主义造就了人类的社会生活。利己与利他始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源泉，只是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它们在人类行为中体现的程度不一样。过去几百年，受利己主义驱动，市场经济突飞猛进发展起来，资源在私人领域密集配置，相反，利他主义支持的社会领域资源匮乏，发展缓慢。无论对医生还是对企业家，单独强调利己主义或利他主义都是不够的，必须把二者结合起来。新的历史时期对企业家提出的要求是富且仁，为富好礼，这一点恰恰是当代中国社会缺乏的，好礼就是要敢于担当、承担，要谦和、平民化。
消费方：培育社会公德。消费者要讲公德。公德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生活中，为了维护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全体社会成员应当对社会和他人负责的一些最基本、最起码的公共生活准则。人是社会的存在物，人要在社会中生活，就必须遵循社会组织为维持一定的社会秩序而建立的各种社会规范，其中社会责任感是最普遍的、最广泛的、渗透性最强的社会规范。作为个体的人之所以遵守社会规范，进行道德选择，是出于自身和社会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一个人能否得到社会和他人的认同和赞许，是人的一切利益中最基本的利益。而得到认同和赞许的关键则在于一个人是否有美德和具有社会责任感，品德高尚的人会得到社会和他人的赞誉。医患矛盾加剧呼唤“医患信任”，而不是目前一些地方和医院实行的医生习武和增加保安人员。不要让偶然事件加剧社会秩序混乱，导致非常态化举措常态化，那不是社会建设的方向和目标。社会建设的目标是公平公正和正常秩序。社会建设的目标就是要建设人民健康的社会生活，人们之间的交往和沟通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尊重和友爱。社会的正常秩序则是建立在社会公德基础上的沟通、认同以及各种社会关系。良好的沟通仰赖于语言表达、内容传递、话语体系、心理坦荡和态度平和。这其中每一个环节都包含了修养和素质。
总之，中国整个文化和道德需要有一个新的升华，以适应新时期发展改革的需要。政府官员必须培育公共精神，企业家必须培育具有中国文化渊源的儒商意识，公民必须培育社会公德，三者缺一不可，缺少任何一个方面，都会导致文化失衡或失调。文化失调的直接结果就是社会问题的产生，正如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在20世纪30年代所说的：“文化本是人的生活的方法。所以文化失调就在社会中各个人的生活上引起了相似的裂痕，反映于各个人心理上的就是类似烦恼和不安。这种内心的不安逼着大家要求解脱，于是就有所谓社会问题。苟有一二人提出了解脱烦恼的方案，为一般人所接受，于是就发生社会运动。由社会上众人的共同努力，把拟定的方案实现了，在个人方面言，是烦恼和不安的解脱，在社会方面言，是社会问题的解决，在文化方面，是文化的重行调适。这整个的历程，从新文化的引入至文化之重行调适，就是社会变迁。”⑨
结语
真正把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政策落到实处的基本途径：一是在技术上要进一步对公共服务进行分类，根据不同的类型建立买方与卖方的关系模式，这就要求政府制定政策的精细化。在经济社会发展进入转型升级时期，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恐怕也面临着转型升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于公共服务的需求要求相关政策制定必须精细化、具体化和可操作化，这实际上给各级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提出了新的要求。二是要建立完善实现公共服务消费的社会价值基础。整个民族要逐步培育“十二五规划”纲要所要求的“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
【注释】
①王逸：《困境与变革：政府绩效评估发展论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页。
②Drucher, P, Management: Tasks, Responsibilites and Proctice, New York: Harper & Row.
③王雍君等：《地方政府投融资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
④刘小玄，赵浓：“论公共部门合理边界的决定”，《经济研究》，2007年第3期。
⑤《费孝通文集》（第1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254页。
⑥温家宝：“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新华社，2007年2月26日。
⑦任进：《比较地方政府与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23页。
⑧新华通讯社：“智报载文谈“慈善资本主义”趋势及对解决社会问题的贡献”，《参考资料》，2010年1月11日
⑨费孝通：“中国文化内部变异的研究举例”，《社会问题》，1933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