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竹立家，1957年8月生，1993年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学位，2000年—2001年在韩国行政研究院和高丽大学做公共管理专业博士后研究，2003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做访问学者。历任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满州里市人民政府市长助理（挂职），现为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学术著作著有 《悄悄的革命》、《文化与超越》、《道德价值论》、《国外公共行政理论精选》、《国外组织理论精选》等。
按照中共十八大报告全面深化改革的政治纲领，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确立改革的具体行动规划和实施方案。怎样看待中国社会目前存在的问题？如何进行重启改革的战略设计？我们对三中全会和今后的改革前景应该抱有何种期待？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独家专访了国家行政学院竹立家教授。
长期关注现实问题和改革走向的竹立家认为，未来30年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以“公正”为核心价值重构改革话语，建立良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运行机制，使中国社会变成一个高度信任的社会，使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感到尊严、幸福和安全，最终使社会主义成为人类文明走向的一个重要选择。
中国进入“双型转型期”
在“风险文明”和“风险社会”相互叠加的状况下，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如何走？政府责任重大，领导者将是关键角色。
中国经济时报：历史充满群星闪耀、狂飙突进的时刻，也有万马齐喑、民生多艰的痛苦年代。从较长的历史背景看，我们现在身在何处？是在一个伟大时代的门槛上吗？
竹立家：当今世界文明又处于一个重大的“文明转型期”。新的文明向何处去，如何从一个“不确定性”状态中发展出一个“确定性”的未来，人类需要价值重构和制度反思，需要高超的智慧打破习惯性的“价值迷思”和“制度依赖”。这就是说，人类文明现实的“建构”和“解构”还处于一个过程之中，处于发展之中。这意味着某些人的“意识形态终结”的童话已经“终结”，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两种“制度形态”生死攸关的竞赛还在进行之中，人类文明的“精神家园”还在重塑之中，我们被抛入一个全新的“境况”之中，我们进入一个“风险文明”时代。
与人类“文明转型期”同步，中国也进入重要的“社会转型期”。这就是说，中国处于一个“双型转型期”：人类文明转型叠加中国社会转型。这种状况导致了中国社会转型的艰巨性和风险性，需要我们在理论建构、价值重塑、制度改革上显示出高超的智慧、坚强的决心和社会的良心。转型就意味着不确定和风险，特别是未来5到10年的改革是一个艰巨的挑战，在“风险文明”和“风险社会”相互叠加的状况下，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如何走？政府责任重大，领导者将是关键角色。
随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2013年将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我们有可能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上，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时间窗口”，未来五到十年乃至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战略将通过这次会议来确定。
“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我认为，对风险社会的理论解读，必须摈弃空洞无物的理论敷陈，摈弃教条主义对现实的“超现实关怀”，把改革与发展的谋划真正放在现实的维面上。因为现实是“质朴的文本”，只有对现实文本的正确解读，才能真正抓住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问题，也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改革方略，才能不错失改革良机。
中国处于一个“双型转型期”：人类文明转型叠加中国社会转型。这种状况导致了中国社会转型的艰巨性和风险性，需要我们在理论建构、价值重塑、制度改革上显示出高超的智慧、坚强的决心和社会的良心。转型就意味着不确定和风险，特别是未来5到10年的改革是一个艰巨的挑战，在“风险文明”和“风险社会”相互叠加的状况下，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如何走？政府责任重大，领导者将是关键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