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实的角度讲，我认为中国目前的现实状况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即深层结构和现实表征。深层结构主要是指社会的“结构性紧张”比较突出：首先是“利益结构的紧张”，主要特征是社会的贫富分化现象比较严重；其次是“文化结构的紧张”，主要特征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导致社会心理与个体心理失衡，这种状况致使社会危机向个体危机的加速转移，使个体成为激化社会矛盾和问题的引爆点，社会极端事件频发；再次是“价值结构紧张”，在我国目前的现实状况下，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冲击下，主要特征是传统价值、社会主义价值、资本主义价值等多元化价值的冲突，从而导致社会的基本价值虚化和人的行为失范，导致社会虚无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盛行，人们没有了正当的价值追求；最后是“制度结构紧张”，主要特征是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的结构性紧张，由于经济学的霸权主义，经济成了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案，这种状况导致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间的相互协调成了问题，制度间的冲突比较严重，制度组合淡出了改革战略的视野，从而严重地制约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向深层次挺进。
由于深层的社会结构性紧张，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步入“风险社会”：第一，政府作为社会治理的中心其公信力在不断下降，这种状况导致改革与发展效率大打折扣。政府公信力下降必然造成治理能力和成效的下降，我国未来的改革、发展、社会稳定等，都面临着严峻考验，这就是说我们需要花更大力气强化政府自身建设，坚决地反对腐败和特权腐败，通过制度把权力关在笼子里。
第二，与第一个问题相关联，一些公共机构有组织地不负责任的现象比较突出。一些部门、组织、公共机构，以部门利益甚至个人利益为重，把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个人化，置国家、民族、人民和党的利益于不顾的现象时有发生。比如，食品安全事故、拆迁事故等。一旦出现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状况，社会治理的难度就会加大。所以，政府自身建设首先要注重领导班子建设，抓“一把手”，防止把公共机构变成家天下，一个老鼠真的可以坏一锅汤，要抓组织的正向激励机制建设、责任机制建设和群众监督机制建设，真正通过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把权力关在笼子里。
第三，理论的“不在状态”和现实的“不在场”。国外的思想家是出思想的，比如康德、黑格尔、马克思、韦伯等等。现在我们研究问题，好多部门的领导人，包括一些专家学者，基本上是顾左右而言他，脱离现实地进行自我“精神操练”，漠视社会现实状况和人民群众的愿望要求。理论不是观照现实，而是关注政治风向，结果只能是制造大量的理论垃圾，于现实的改进毫无补益。不能只有一个人在说真理性的话，其他人只对真理性的话做注释。这些问题的产生都与我们的理论不在状态和现实的不在场有关。
第四，主体意识的崛起。中国社会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主体身份建构”的时代。俗话说：“形势比人强”，无论我们愿意不愿意，中国社会传统的一致性正在向现代的多样性转化，特别是微博出现后，每个人都可以表达见解，都在寻求身份的表达和自我表达。80后、90后的主体意识比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强得多。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强大，是人类历史进步的一个表征。可是，很多人认为出现不一致会把社会搞乱。古语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我们说和谐，就是承认多样性，只有多样性才能出现和谐。
改革面临五大挑战
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三农”问题日益突出；腐败问题趋于恶化；就业问题非常严重；社会信任出现危机。
中国经济时报：关于转型艰难，唐德刚曾有“峡谷”的比喻，而汤因比更将转型成功与否，作为文明兴盛、衰落和消亡的分水岭。中国30年高速成长之后，“奇迹的另一面”也正在显露。在您看来，我们面对的关键难题有哪些？
竹立家：我们所面对的现实是非常严峻的，具体来讲，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现实存在着五大颠覆性问题或战略性问题，是我们在谋划未来五到十年改革所必须思考和面对的关键现实问题。
第一，贫富差距持续扩大。2000年，我国的财富分配是“二八开”，即20％的人占有80％的财富，80％的人占有20％的财富；2010年一个联合调查显示，我们的财富分配变成了“一九开”，中国现在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富分化过大也不是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公开表明：社会主义是一个较资本主义社会更为公正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