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三农”问题日益突出。我国在抓城镇化，大批农民进城的法律成本、安全成本、财政成本都很高。“三农”问题搞不好，也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隐患。
第三，腐败问题趋于恶化。现在的反浪费也好，改作风也罢，都是治标不是治本。我认为，先治标后治本，就是先止血后治疗，这是正确的。可怎么止血呢？各级主要领导干部要向中央常委学习，公开家庭信息，主要就是三样：有几套房子，妻子干什么，孩子做什么。不要光把党章、社会价值挂在口上，要落实在行动上。新一届中央领导上任后，首先改变作风，反对特权，抑制公款吃喝，已经初见成效。
第四，就业问题非常严重。我国每年约有700万大学毕业生，近800万职业院校毕业生，农村非农就业人口年均增加500万。按照我国每年8％－10％的经济增长速度，每年的就业能力大约是900万－1200万人。每年几乎有一半的人不能就业，要直面这些问题，采取解决措施。
第五，社会信任出现危机。社会信任是一个社会首要的软实力，也是国家和民族尊严受尊重的根本标准。目前，我国的社会信任度下降，社会交易和安全成本上升，有人说，目前社会是啥都靠不住，人与人之间正在失去最基本的信任，领导靠不住，同事靠不住，老婆靠不住，儿子靠不住。这话恐怕太邪乎，但不少人却在理论上认同它。还有毒牛奶、地沟油等，诸如此类，已经形成了一条相互伤害的链条。
改革亟须战略转变
改革重点应实现从经济体制到政治行政体制转变；尽快完成从现代化到现代性的转变；从工业型社会向城市型社会转变；从管理层垄断性权力到公民协商性权力转变。
中国经济时报：在您看来，未来5到10年，乃至未来30年，中国应从哪些方面切入来规划改革大局呢？
竹立家：中国未来的改革要迈上一个新台阶，跨入一个新阶段，从宏观层面来看，改革应实现四个重大战略性转变：
第一，改革重点应实现从经济体制到政治行政体制转变。中国改革的重点要转移，要健全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权力结构。过去30年，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改革已经基本完成了体制性改革。中国没有解决的体制性问题是政治行政体制，要以公正为中心，重构中国改革话语。要实现社会公正，权力配置是关键；而在权力配置中，人民群众必须占主导地位。
第二，尽快完成从现代化到现代性的转变。社会现代化是一个过程，现代性是一个结果。实现中国梦，就是要实现一个以社会主义“现代性为中心”的中国梦。根据发展经济学和发展政治学的观点，人均GDP1000－3000美元是初级现代化阶段。这一阶段社会利益比较一致，改革容易达成共识。到了人均GDP4000－6000美元，就进入中等现代化阶段，利益出现分化，改革难以达成共识，这一阶段又被称为发展陷阱。而跳出发展陷阱的唯一路径，就是实现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2012年我国人均GDP达6100美元，“十二五”期间能不能跳出发展陷阱不得而知。可以说，从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中国面临3种发展前景：越过陷阱，进入一个稳定性的、现代性的社会主义社会；掉入陷阱，社会崩溃。倘若社会崩溃，谁都要为此付出代价；止步不前，由此引发 “道德虚化”、精神麻木及社会弱智化。
第三，从工业型社会向城市型社会转变。未来30年是中国一个重要的经济发展转型期，我们要实现从生产型经济、资源型经济、加工型经济向技术型、环保型、休闲型、服务型经济的转变。关于这一点大家基本有共识，我就不多讲。
第四，从管理层垄断性权力到公民协商性权力转变，即实现从官本位或“权力本位”社会向“公民本位”社会的转变。说到底，就是要按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真正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实现每个人的尊严。而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须按照温家宝同志曾讲的给老百姓五权，即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