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开国际会议，我还请教过印度学者，为什么印度那么多人认为自己属于中层呢?印度学者的分析有一定道理：印度与中国有两点不同。一是宗教，印度75%以上的人口信仰印度教、伊斯兰教以及佛教等东方宗教，东方宗教的基本教义是克制内心欲望，去适应环境;而中国人不信教，不仅如此，改革开放还释放出了心中的欲望恶魔，人人都要改变位置，人人都要发财致富，欲望恶魔一旦释放就很难收回。二是历史走向，印度历史上存在种姓制度，种姓制度很不平等，而民主化是逐渐走向平等。尽管中印的收入差距数据几乎在一个交汇点上，但中国是从改革开放前的平等走向现在的不平等，而印度是从不平等走向平等。走向的不同决定了人们的心态也不一样，印度住在贫民窟的人还有的认为自己属于中层。
但是在中国的调查样本中，特殊之处在于：并不是收入最低的人对现状最不满，农民工里有很多人认为自己属于中层，但是干部队伍里有相当比例认为自己属于中下层。
当时，我要协调入户困难的问题，找了北京市的一位处长吃饭，请他帮忙，向他宣传调查的重要性。在上菜之前，我就先对这位干部进行了调查，问他认为自己属于哪一层。他想了半天，说自己属于中下层。我就问：你怎么会属于中下层呢?北京的处长级别的月收入大概七千块钱。七千块钱月薪，超过了农民的年纯收入。我就说，如果你认为自己属于中下层，那农民属于什么层级?还有农民工和下岗职工，还有失业者。按照这种认知，中国的调查问卷是不是还得加上一个底层?他就说：你们这些学者都是书呆子，这是在北京，不能光看收入，还要看消费。他就给我算了一笔账：这批人没有赶上分房，租到四环边上的60平米的房子，租金3500元，这还属于便宜的;家里有一个孩子，请不起保姆，把农村老家的父母接到北京看孩子，挤在一起住，闹得婆媳不和;还得规定自己的父母一个月只能花费1200元。一个孩子上学的费用不高，可是周末要上辅导班，两个半天，每次三小时左右，通常每小时的课时费用是80~100元。这么算下来，辅导班的课时费比一对老人的生活费用还要高。问题是所有的孩子都在上辅导班，不能让孩子失去未来的竞争力啊。家里还有一个妹妹，高职毕业后暂时找不到工作，每个月要资助800元。
这么算下来，两人都有工资也真的所剩无几。他是一个博士，在北京已经奋斗了这么多年。可是如果他这样的处长还对社会心生抱怨，怎样让广大的低收入群体、困难群体满意呢?所以，调整收入分配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不是很多人想当然地简单认为的杀富济贫、从富人口袋里转移到穷人口袋里。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即便有大量的转移支付，使得收入差距的客观结果稍微有所调整，还不算转移支付过程中由于治理技术的不足而发生的损失，群众的不满情绪也并不一定下降。所以，很重要的一点是理顺收入分配秩序，让每个个体认同在现有竞争秩序下的位置是合理的位置，需要大家对秩序形成认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很长远，由于起点、资源禀赋、才能和努力程度的不同，收入分配的结果不可能相同。中国现在的分配制度是以劳动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各种要素如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都参与分配，这就决定了不可能平等。在相对平等下，要有道理可讲，让大家认识到这是在一定规则下形成的合理秩序。而现在的问题恰恰是在现有秩序下，说不清楚为什么，这是很大的问题，造成了干部群体本身就很不满。本来的一些干部研讨班，到最后都变成了工资制度研讨班。有一次我参加一个高层的收入分配调整的调研会，还请了几个基层代表，不过也是县委书记、县长级别。有一个河北的县长，在会上就说：我的县和北京的县经济结构也差不多，中间就隔了一条河，历朝历代两个县的县官拿到的俸禄都是一样的。可是现在北京的县长比我这个县长的工资高了一倍多，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这是河界还是国界呢?实际上这位县长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现在不是吃不饱的问题，而是大家在追求公平价值。处于同样的岗位，待遇不同的理由在哪里?而现在中国的很多差异说不出理由。
所以，调整收入分配秩序，要触及利益格局，我觉得恐怕调整起来需要很多年的时间。当然，现在影响中国收入差距的城乡和区域因素都在好转，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连续五年超过城镇居民收入增速。这两年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不太理想，现在的说法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速跑赢GDP，实际上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GDP，而城镇居民收入增速不及GDP。从GDP的增速来看，西部和中部地区已经连续九年快于东部地区，所以区域和城乡的差距看上去已经处于转折点，如果趋势能够持续，就会发生倒U型。现在的问题在于个体之间的差距更为拉大，代际之间的差距拉大。中国的老龄人口比重逐步增加，统计发现，年龄越大的阶层，收入反而越低。放在一个家庭当中，孙子的收入高于儿子，儿子的收入高于父亲，这是很明显的，未来可能会出现低收入群体老龄化的趋势，这是中国的特殊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