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今的三大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乡结构中，农业增加值在GDP中只占到10%左右。但是，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人口的34%，农村居民在城乡结构的占比将近46%，而这还是剔除了农民进城居住半年以上、算作城镇常住人口后得到的比例。也就是说，54%的城市化水平并不完整，其中有相当比例是在城镇居住达到半年以上的农村户籍人口。从三大结构来看，46%的农村居民和34%的农业劳动力，分享到的GDP蛋糕只有10%，当然前提是不考虑转移支付的因素。
在中国的调查样本中，特殊之处在于：并不是收入最低的人对现状最不满，农民工里有很多人认为自己属于中层，但是干部队伍里有相当比例认为自己属于中下层。
从这样的结构来看，农民属于低收入群体，单靠种地发家致富是极其困难的。我们曾经有过计算，欧洲农民并不是穷人，一般都属于中产阶层以上的群体，而欧洲每个农户的平均可耕作土地约为30~40公顷。比较而言，中国的每个农户的平均耕地面积只有0.5公顷。这还是全国的平均水平，如果剔除东北及中原的土地富余地区，南方地区的人均耕地只有几分地。一公顷合15亩地，常言道人均一亩二分地，要在一亩二分地上创造致富的奇迹，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在研讨会上，就开玩笑：让专门研究农业技术的专家亲自去种一亩二分地，即使再高的智商，种什么才能真正富裕起来呢?种水果、草药或者花草，都不可能完全富裕起来。除非种人民币。如果说到种人民币，那就是改变土地用途，农业用地要改成工业用地，工业用地改成商业用地，如果在土地上建造房屋，基本就跟种人民币的效果差不多了。地方财政的相当部分收入源自变更土地用途，所以各地都有变更土地用途的冲动。而现在不允许农民自行变更土地用途，必须经过国家征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政策赋予农民更多的土地权益，但现在还正在研究具体的方案。虽然都称作农民，但是在西方的称谓是farmers，一说到中国农民就是Chinesepeasants。Peasants的准确翻译是小农，中国小农的称谓就说明了中国农民可以耕种的土地面积之狭小。在中国，要想整个改变城乡结构差异，最主要的途径就是劳动力转移，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前提是多数农民能转移到非农领域就业或更多地兼业。而这也是正在发生的现实：现在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部分是非农收入。所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恐怕最大的难点是让农民普遍富裕起来，同时还要保证粮食安全。
关于收入分配本身，以前社会学界多数人认为，调整收入分配的初衷是保证公平，社会公平是人类的基本价值，要保证一个社会的人们的基本权利，就要强调社会的公平价值。但是，单从社会价值的角度强调收入分配的重要性，往往得不到经济学界的认可：效率和公平是不同的价值。以前的大锅饭过分强调公平不考虑效率是不可取的，而现在，收入差距的扩大已经影响到经济自身的发展。
如果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要使得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更多依赖于国内消费，而非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可是，尽管目前消费已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增长推动力量，超过了投资和出口，但消费的发展依然不尽如人意，而收入分配是消费的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根据我们的调查发现，中国的家庭消费，存在家庭消费率随着收入增加而递减的规律，此处的消费率指的是家庭消费占家庭收入的比重。收入越低的家庭，其消费率越高;收入越高的家庭，其消费率越低。按照家庭收入进行五等份分组，从最低的20%到最高的20%，消费率逐级递减。如果进行十等份分组，收入最低的10%的家庭的消费率达到98%，而最高收入的10%群体，消费率则下降到30%以下。收入差距扩大以后，尽管每年的居民收入总额增长很快，但是增长的收入过分向富人集中，就会出现富人由于消费饱和而不花钱，穷人想消费而没有钱，所以就会影响到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
恰恰在中国希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消费作为三驾马车中最有力的驱动力的期间，中国居民消费率却持续下降。2000-2011年，中国最终消费率(消费总额占GDP比重)从62.3%下降到49.1%(其中居民消费率从46.4%下降到35.4%)，远低于世界平均70%以上的水平。美国3亿多人一年消费10万多亿美元商品，欧盟15国消费9万亿美元，中国13亿多人只消费2万多亿美元商品。这也是中美关系的复杂之处：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度很高，中国是最大的生产国，但是生产的产品自己消费不了，只能往国外出售;美国是最大的市场，绝大多数商品都要销往美国。美国依赖中国的商品，降低自己的生活成本;中国依赖美国的市场，消化剩余产品。中美之间，既有尖锐的斗争，也有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联系。当然，现在的奇怪之处在于，在美国购买的产品比在中国国内的价格便宜，中国的游客到美国都涌到outlets(品牌直销购物中心)商店，名牌产品比国内要便宜1/3，其中的很多产品产自中国。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消费没有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这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低收入国家的典型特征。比如，美、日、英、法、德等国家都是主要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而中国过去长期依靠投资和出口，消费本身的力量相对薄弱。消费不振不完全是收入问题。现在的中国，已经不完全是个穷国，不是自己完全没有能力消费，不完全是个钱的问题，且不说将近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单从国内来讲，20年以来，国家的财政收入快速增长。1994-2012年，税收总量从5000多亿元增加至10万多亿元，年均增长18%以上。这只是税收的统计口径，从财政收入增长的角度看，增长达到20%以上，因为规费的增长比税收增长要快。这还不包括掌握在政府手中的大量土地出让金的收入。所以看上去，国家很有钱，而这些钱还花不出去。当然从中央到地方的财政逐级弱化，大约2/3的乡镇负债运行。当然现在财政增长速度大幅度减缓了，2014年首次出现个别月份财政收入的下降。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近几年来国家福利增长很快，需要大量的资金持续供应。
所以这种情况下，很多人会说：是不是中国的分配结构是国富民穷呢?但是从统计数据看，老百姓也很有钱，居民储蓄也在快速增长。1994-2012年，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从2万多亿元增加到近40万亿元，年均增长18%以上，相当于当年GDP的约75%。由于储蓄的增速远快于GDP的增速，所以未来几年，储蓄将超过GDP总额。这笔钱怎么办?这是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一般国家，居民储蓄<居民收入-居民消费，居民收入减去居民消费的余额才能转变成储蓄、手持现金或再投资。但是，中国每年增加的居民储蓄总额大于居民收入-居民消费，其原因就在于相当部分为隐性收入，有说法是隐性收入占到总收入的25%～30%。打个比方，有人来调查你的月收入，工资条上有个数字，但是实际的收入远高于工资条的收入，而且实际收入能显示在银行的储蓄里。国家也很希望鼓励老百姓的储蓄进入消费市场，实现消费对国家经济的拉动作用。其实国家的政策也有一定的引导作用，银行的储蓄利率一般不高于通货膨胀率。比如说一年期的储蓄利率在3%左右，通货膨胀率约为2%多一些，个别年份超过3%，基本持平。但是，存到银行的资金，不能真正保值增值，要拿出来赶紧去花，可是老百姓是打死也不花。
实际上，老百姓不舍得花钱的真正原因，还是随着收入的提高和生活的普遍改善，家庭的不确定性风险反而升高了。比如说一个家庭越来越不清楚未来究竟要花掉多少钱。所以各大银行进行的储蓄目的调查，连续多年的结果相同：居民储蓄的基本目的排序中，首位是子女教育;次席是看病医疗;第三位是买房;第四位是养老。以子女教育为例，以前很容易测算：四年大学，每年的学费六千元，加上一定量的生活费，存上十万块钱，四年足够。现在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如果出国留学，在美国一年的学费大概二十几万元人民币，加上生活费十几万元，四年的大学费用至少要存上一百五十万元。还不知道毕业后有没有工作。家庭规避未来风险的意识发生了完全的改变，包括买房、养老、医疗等，都要存很多很多的钱。所以，消费不仅仅是文化背景的差异。不是说美国人的消费观就是信贷消费，这代人花下一代人的钱;而中国人就是习惯存钱给下一代。其实是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等情况决定了家庭消费习惯的选择，因此要改变消费习惯，不仅要调整收入分配，还需要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以及其他相关方面的配套。在社会学界，调整中国的收入分配，关注的还不仅仅是调整结果，更加关注的是对社会问题形成的影响。现在虽然没有文章直指收入差距扩大会带来怎样的社会问题，但是各种分析都表明，群众对收入分配状况的不满意是很明显的。社会经济地位认同调查分为五层：上层、中上层、中层、中下层和下层。在所做的调查中，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规律：人们主观上对于收入的感受和客观上的收入制度，并没有一个很明显的因果联系。比如，美国的收入差距大于法国，但是美国人自认为属于中层的比重要超过法国;巴西的收入差距高于日本，但是巴西人自认为属于中层的占比也高于日本。大多数国家的调查结果表明，不管客观上的收入是否平等，主观上认为自己属于中层的比例都在60%左右。即使在一个不平等的制度下，通过教化、宣传、习惯、文化熏染、制度和路径依赖，就会让身处其中的人们认可自己所处的位置。不会将一切归咎于制度，而是从自身的教育水平、能力、技术等方面找主观差距。有学者写文章比较了北京和香港两个城市。两地的基尼系数接近，在香港，多数人认为收入低应该提高学历、提高能力，多打几份工，增加自己的收益;但是到了北京，就开始骂娘了，大家都认为自己所处的位置不应该是其理应的位置，一切是由制度决定的。中国在这方面的特殊性，是因为正处在收入分配制度剧烈转变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影响收入分配的不合理、不合法因素。2011年全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显示，中国人认为自己属于中层的比例只有44%，不足50%，绝大多数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下层或者下层。这一结构，中国与印度的差距很大。印度的结构类似于国际通行的结构，尽管印度和中国在基尼系数上相差不多。其实印度的贫富差距的对比要比中国更为鲜明，在新德里、孟买等城市的市中心，绵延几公里的用塑料布、油毡纸、纸壳、木板、铁皮搭建的贫民窟，感觉上的冲击比中国要强烈得多。
在中国的调查样本中，特殊之处在于：并不是收入最低的人对现状最不满，农民工里有很多人认为自己属于中层，但是干部队伍里有相当比例认为自己属于中下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