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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林:部分干部认为自己是社会中下层

核心提示: 在中国的调查样本中,特殊之处在于:并不是收入最低的人对现状最不满,农民工里有很多人认为自己属于中层,但是干部队伍里有相当比例认为自己属于中下层。

原标题:中产阶层成长和橄榄型社会

本文根据作者2014年11月13日在《国际经济评论》“国际重大问题深度关注”系列讲座上的演讲内容整理,原刊于《国际经济评论》2015年第一期,获编辑部授权发布,内容有删减,转载请注明出处。

全面小康社会走向更加公平的目标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收入分配方面的目标是,“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这虽然是个描述性的目标,实际上却涉及到一些约束性指标,以及一些标准的界定,特别是中等收入者的界定。比如什么是中等收入者?中等收入者占多数有无可能?绝对贫困现象能否基本消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提出,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尽管在社会学领域,橄榄型的概念已很常见,比如,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描述,有金字塔型、橄榄型、纺锤型、倒丁字型等很多描述收入分配结构的词语,但是橄榄型写进中央文件,还是第一次。怎么来界定橄榄型分配格局?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改革开放30多年来,收入差距的基本趋势是不断扩大。按照基尼系数测算,在改革开放的起点1980年代初,其值略超0.2,在全世界属于最平等的一类国家;发展到2013年,基尼系数达0.473。在基尼系数变化发展的过程中,初期的社会共识是打破大锅饭,拉开收入差距,引进竞争机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小平同志说“要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而且认为这是带动全国的“大政策”,当时的拉开收入差距是在社会共识下形成的。认识的转折点发生在1990年代中期,即基尼系数第一次超过0.4的时候。按照当时学界的讨论,基本认为基尼系数位于0.3~0.4是比较合适的,过小或者过大都不好。一旦超过0.4,社会学界的很多文章就说超过警戒线,达到临界点。但是,当时经济学界的共识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是中国改革的基本取向,认为收入差距大一些没有关系。而且因为经济学界比较深入人心的库兹涅茨(SimonSmithKuznets)的倒U型分配曲线,认为收入达到中等国家以后,差距会自动缩小。这是其他国家的经验。库兹涅茨认为,发展初期由于资本和技术稀缺,所以比较昂贵;达到中等收入国家以后,就会变成劳动力稀缺,劳动力价格上升,而资本和技术的价格相对便宜。因此,收入结构会自动调整。还有一种政治方面的解释,认为一个国家发展的过程也是民主化的过程,所以劳动者在民主化过程中工资谈判的力量会越来越强,所以也会推动劳动力收入上升,从而扭转收入差距。总之,当时经济学界的普遍共识是改革开放打破了大锅饭,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再有犹豫。不过,在社会学界,由于比较同情弱者,已经开始比较强调收入差距对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影响。

新的社会共识可以说发生在2000年以后。原本根据预测,进入21世纪,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收入差距会自动缩小,结果2000年以后,收入差距仍继续增大。这个时候的分析就多了起来,有些人认为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财富增长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库兹涅茨的倒U型曲线在中国的适用情形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比如说财富增长,过去经由几代人才能打造成长为一个百万、千万富翁,而现在借助于虚拟经济和房地产,人们可以一夜暴富。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收入分配的差距拉大,不仅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情况也类同,改变了以前的发展趋势。中国从2000年以后,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取得了共识,无非是在讨论怎么缩小差距,是采取政府的转移支付、再分配方式,还是更多依靠市场提高公平竞争水平、减少无序差异方式。中国的基尼系数在2008年进入拐点,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字,2008年是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最高点,是0.491,接近0.5。随后到2013年,五年之内收入差距微弱缩小到0.473。如果缩小的趋势能够继续,那么到2020年,中国就能够出现库兹涅茨所描述的倒U型发展。现在争论的问题在于:收入差距缩小的趋势能否继续?数据本身是否真实?在国际学界,比如密歇根大学的学者,根据中国国内的不同统计口径的数据,测算的基尼系数的结果要高于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当然,学界的大调查数字都是回忆式的,调查时问到的是上年的收入来源各是多少。而统计局的数字产生是簿记制度,簿记制度比回忆更精确。但是统计局的弱点在于样本多年不变,抽样户固定,最富和最穷的难以被抽到,所以各有利弊。

当然,现在对于收入分配趋势和规律有很多争论。新出版的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ThomasPiketty)近700页的《21世纪资本论》一书,其英文版连续数周占据亚马逊图书榜的首位,很多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对这本书给予高度评价。这本书很易读,原本在对收入分配的描述中,统计的专业技能运用是比较多的,但是这本书没有用到高深的统计。这本书对过去300年来欧美国家的财富收入做了详尽探究,描述了一个大趋势:在可以观察到的300年左右的数据中,投资平均年回报率一直高于GDP平均年增长率;投资回报量每14年就能翻番,而经济增长量翻番要35年。在一百年的时间里,拥有资本的人的财富翻了7番,是开始的128倍,而整体经济规模只比100年前增长了8倍,所以收入差距的总趋势一直在扩大。而库兹涅茨的倒U型曲线,可能只不过是长周期中的一个偶然偏差,最终还是要回到长周期的差距上升的曲线上。虽然这本书被给予高度评价,但是社会科学所描述的轨迹,毕竟与自然科学的精确轨迹不同,任何一个变量的变化,都将导致轨迹的不同。对于这个问题,仍处于研究和探索的过程之中。每个国家影响收入差距的因素都有所不同。对于中国而言,结合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的各种分析,意见比较一致的是,中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中,大概60%来自城乡和区域差异,而单单城乡差异一项,就可解释总差距的40%。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城乡差距的解释力比较大。当然,现在的总趋势,城乡和区域差距开始改善,而个体之间的差距的解释力在增长。城乡差距为何在中国起到这么大的作用呢?原因主要和中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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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焦杨]
标签: 李培林   橄榄型   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