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方面是滞后的。现在全国还有近60万个行政村，按一个行政村有10个自然村算，那就有600万个自然村。每个村出来一些人，稀稀拉拉留下一些人，这些村庄的生活就缺乏活力，因为人气都没有了。接下来的重点，还要推动很多农村的人出来，最理想的状态就是产出占百分之几，劳动力也占百分之几，这样至少农业劳动力能得到中国劳动力的平均收入。这个问题就是杜老到90岁还讲的：让更多的农民转出来。
2013年，上海请我当决咨委专家，对我来说是天赐良机，因为我正好想转向城市研究，而上海是中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具有极强的典型性。我对上海决咨委办公室的领导说，如果请我来就是开几个会、讲几句话，那就不需要来了，因为我并没有发言权，如果有机会做些深入的观察和研究，那还比较有意思。他们一口答应了。
高渊：你对上海的研究，从什么点切入？
周其仁：我在研究城市化方面，有一些积累，可以运用到这里。城市的“市”就是市场的市，上海是高端市场，所以这两年我把上海的交易所全跑了一遍，了解它们的来龙去脉，这是一个切入点。
所谓中心城市，就是要给很大一片区域提供服务。我曾在纽约泡过一段时间，为什么纽约是全球城市，因为它提供的辐射和服务是覆盖全球的。全世界很多企业，包括我们的阿里巴巴要上市，要跑到纽约去。什么叫纽约？就是你有巨大的野心和想法，但你缺钱，那就去纽约吧，到纽约就可能圆梦。对上海来说也是这样，关键是中国内地省市甚至是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它缺什么东西就可以到上海来寻求帮助，能否做到这一点很重要。
第二个维度，就是科创中心建设。上海究竟要产出什么东西，这也是我们调研的重点。上海集聚了这么多的高校、科研院所，产生多少“想法”？传到了多远的地方？我特别感兴趣什么东西是上海人创新的，并辐射到外面去了。
还有一个维度是文化。听说外国游客谈到对上海的印象时，很多人表示喜欢一部叫《时空之旅》的多媒体剧。这部戏在上海已经演了很多年，其实成功的演出就是一个城市的一个吸引因子。纽约的百老汇就有这个功能，很多人一家老少去纽约，看一场演出就走了。在这方面，我们还差得很远。文化是一种重要的城市吸引力，非常值得研究。
慢慢地，我形成了一个研究上海的思路：辐射力怎么样？吸引力怎么样？承载力怎么样？现在主要围绕这三个维度做访问调查。
高渊：你每次到上海来，是不是要开个调研菜单？
周其仁：我跟决咨委办公室的年轻人一起商量，因为他们对上海比我熟。我希望利用这段时间多学点东西，毕竟城市比农村复杂得多，但研究方法是一样的，就是经验主义的办法，就是从现象出发，不能从愿望、理想、本本教条出发。我们必须研究现象背后的东西，但前提是先了解现象。有了现象才会有问题，才能探索里面的原因，提出假说，再试验检验它。所以，经验主义并不是与科学对立的力量，它就是科学的方法。
我现在常跟学生们讲，假定我们从外星球来，我们以为发现了一个问题，地球人却不行动，我们觉得他难受，那他本人不比我们更难受啊？他如果很难受，他为什么没有行动？他不行动，究竟是被什么东西卡住了？你顺着这个思路去走，经验主义的路线就出来了。
高渊：担任这个角色已经两年多了，对上海有什么新认识？
周其仁：近代以来，上海为什么发展这么快？道理很简单，上海不是管出来的，而是放出来的。
今天的上海同样如此，一定要敢于先行先试，不能等着别的地方做了再做。这样的话，一是机遇失去了，二是不符合上海在全国的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