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人人操心天下大事，但加起来要让社会往前走
高渊：很多人说，现在的人天天埋头挣钱，更多关注个人生活。你觉得，当年那种情怀还能找回来吗？
周其仁：这是难以避免的。说实话，从社会发展来看，如果所有人都天天操心天下大事，也不见得一定是好事。
当然在情感上，人们会怀念当年的英雄情怀。像我们毕业的时候，觉得研究包产到户、乡镇企业、农民进城真有意思，我们赞赏那个时代的精神状态，但也要理性分析，那是一种非常态，难以持久的。
高渊：不少“80后”说，现在整个社会阶层逐步固化，你怎么看这种情绪？
周其仁：所谓固化，是不是说社会更有秩序了？这方面看也有积极意义。如果天天变来变去，恐怕有问题。当然我们不能把这个变量搞得太硬了。我们这个时代突破固化的关键，还是依靠新技术、新组织。你看马化腾和马云，他们能够冲出来，从这个角度看并不固化，因为过去所有的产业界大佬或社会精英在他们面前都黯然失色。
高渊：现在都在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是社会变革创新的最佳渠道吗？
周其仁：这个口号的积极意义，是能创造一种积极的氛围。现在再保守的人，也知道政府在倡导创新。你说创新人家就不好意思一棍子打回去。最好的情况是，即使我自己不能创新，也要支持别人创新，希望能达到这个效果。
当然，最终能创新成功的，总归是少数人。我有一次去以色列，问一起去的中国企业家，这几天看到什么新东西？他们都说没啥不一样，多数人的生活方式跟我们差不多。但为什么以色列的创新做得好，可能就是他们中千分之几的人的状态跟我们这里非常不一样。
一个发明创新一旦应用，所有人都可以分享。这也是上海要关注的问题，我们强调公平很重要，但科研要有适当倾斜，因为爱因斯坦只有一个。保护多数人和关照少数人，是一门艺术。优秀的人冒出来，会改善其他人的状况，在分配当中，就要让有些人享受很多资源。如果大家都一样，必然平庸化。
顾问上海是天赐良机，但若只是开会我不会来
高渊：如果当年留在上海，人生轨迹可能跟现在不一样吧？
周其仁：我小时候家住愚园路，中学毕业遇到文革，然后毛主席一挥手就下乡了。坐了四天三晚火车去了黑龙江，当时是主动报名的，真是热血沸腾。因为家庭成分关系，当时兵团来招人还挑不上，那年我们中学一共12个人去黑龙江，我排在最后一个，很勉强。
10年的东北生活，让我了解了底层的实际情况，心里埋下了很多问题，对意志的锻炼也是正面的。当然，文化上欠亏不少，那属于一个特殊时代，希望以后不会再有了。
高渊：2013年开始，你担任新一届上海市决咨委专家。为何接受这份聘书，因为是上海人吗？
周其仁：更多是因为我长年研究农村问题，包括农村工业化、城市化。我们国家工业化的成绩不错，把很多剩余劳动力都从农村带出来了，但城市化现在遇到不小的挑战。现在农业产值占GDP的10%左右，像上海是0.5%，江苏是6%，广东是5%，这是反映现代化进程的，工业发展起来，农业在GDP中的比例肯定低。
但是你看农村，现在待在农村的人是多还是少？很多人说农村没有什么人了，这是观察力不够才会得出的结论。我们要思考，为什么还有这么多村庄？你看东亚所有高速发展的经济体，工业化在推进，城市化在推进，人口在移动，村庄数量会迅速减少。通过土地整理，很多地方都恢复为耕地和绿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