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如是说——
很多事情，就是因为真实情况搞不清楚，高层再有勇气也难以拍板，或者拍了也落实不下去，所以要把情况弄清楚，再加上政治智慧和勇气，缺一不可，才能解决问题
近代以来，上海为什么发展这么快？道理很简单，上海不是管出来的，而是放出来的。今天的上海同样如此，一定要敢于先行先试，不能等着别的地方做了再做
采访经济学家周其仁那天，上午他刚从北京飞来上海，中午见一位朋友。下午两点半准时赴约，见面就抱歉，说一会儿还有个安排。当时有点担心采访效果。没想到一聊就聊了两个半小时。一直到我提醒他是否要赴下个约了，他才看了下手机说：“真得赶紧走了。”
周其仁有多重身份。称他是顶级经济学家，他说都是被时代推着走的，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有多大本事；说他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创院院长，他说根本做不来行政工作，事情都是别人做的。问他如何自我定位，他说自己是个老师，也是个经验主义者。
在周其仁看来，每次来上海都是探亲。因为他生在上海，而且母亲至今生活在此。但很明显，他的上海话已经生疏，只是偶尔会蹦出一两个上海话单词。他长到18岁，第一次离开上海。40多年后，受聘担任上海决策咨询委的专家。他说，长期研究农村问题，但农村的钥匙在城市，而要研究大城市，国内还有哪个比上海更典型？
我们都是杜润生的徒子徒孙，那个时代让人怀念
高渊：杜润生先生最近去世了。曾有人说你们不过是“杜润生的徒子徒孙”，但你回应：“此生以此为荣。”你当年在杜老领导下工作，觉得他身上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
周其仁：我是1978年从黑龙江高考来到北京的。当时，北京处于一种非常活跃的思想状态中，有各种各样的沙龙、讨论会、读书小组等。我参加了一个读书小组，里面有一位是我们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资料室的老师，有一次他说有位老人愿意见你们，谁有兴趣去见。就这样见到了杜老。
那时候有一帮大学生，都常去杜老那儿。他态度和蔼，鼓励年轻人在他面前畅所欲言。老头不会批评你，就是问问题，鼓励两句，所以谈得很开心。
高渊：他喜欢跟你们谈什么？
周其仁：年轻人关心的他都有兴趣。1979年我们见他的时候，他已经复出当了国家农委副主任。但看上去很悠闲，不是绷得紧紧的，似乎总有大把的时间跟你们聊。我的印象中，他很有自己的看法，但不会强加给你，而是会引导你。
他的插话、提问，就像导师一样，会让你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我们谈着谈着就知道自己功夫不行。但有冲动，还想回去再把事情搞清楚。
当时和他聊得比较多的，除了我们人大的，还有北大、北师大和北京经济学院的同学。我们大多下乡好几年，觉得农村现状很难改变，好像天生就是这么穷。但1980年前后的农村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给了我们鼓舞，说明如果想法对头，能够深入调查研究，能够从底层吸取力量，能够制定正确的政策，是有可能推动农村变革的。
1982年，我大学毕业，和陈锡文、杜鹰、白南生、高小蒙他们一起，被分配到杜老那里。
高渊：1986年，杜润生在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成立农村发展所，王岐山和陈锡文先后担任所长，都当过你的领导，你对他们有什么印象？
周其仁：我们搞研究的人，个性上多多少少有些毛病，但王岐山都能团结起来，让大家往一个目标走。后来他有这么大的成就，是有道理的。
陈锡文是上海人，到黑龙江下乡10年，多年后一直当到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有人说，怎么弄个上海人来管农村？其实他长得就像农民，学的专业就是农业经济。这些年，他在那个位置上，大家给他的压力也不小。他的位置不一样，我老说中央就是得站在中央，不能冲在太前头，否则翻了车没法收拾。
高渊：今年以来，万里、杜润生等人陆续故去，很多人感叹上世纪80年代改革先驱一代已经告别。他们那一代人为何有这么充沛的改革激情？
周其仁：那是因为中国被逼到墙角了。如果没有“文革”，没有以前极左的错误，也很难有那么一场改革。杜老是智囊型人物，上面有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人，那是决策层，杜老是帮助决策、提供思路、参与决策。杜老很柔韧，能够汇集不同的意见，把原来完全对立的东西缝在一起，这样让中央做决定的时候可以减少阻力。
现在有人说杜老是中国农村改革之父，其实他要说服很多人，汇集很多人的正确意见。对于大国改革来说，这个环节很重要。很多事情，就是因为真实情况搞不清楚，高层再有勇气也难以拍板，或者拍了也落实不下去，所以要把情况弄清楚，再加上政治智慧和勇气，缺一不可，才能解决问题。所以，上世纪80年代还是挺令人怀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