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包容性治理的发展空间与现实着力点
从包容性治理的逻辑框架和操作方略中我们不难看出，它更强调多元参与、互动合作、利益共享。特别是，在社会转型和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推行包容性社会治理是兼备理论合理性与实践可行性的，即除了社会治理危机的出现为包容性治理提供了现实诉求与操作推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宏观话语体系也为包容性治理预留了充足的发展空间外，更重要的是政府社会管理职能转变、公民参与意识觉醒与社会组织蓬勃发展都为包容性治理奠定了良好的实践基础。传统以政府为中心的一元式社会治理体制已无法与当今经济社会所需的治理结构相匹配，以治理主体多元化、主体间基于立体治理网络的协同与合作、促进社会公平、容纳全体社会成员自由发展为特征的包容性治理必将成为我国社会治理的新思路、新选择。
1.包容性治理的发展空间
由于，包容性治理理论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理论，它需要在现实背景中与实践紧密结合，才能实现其理论价值，因此，社会治理危机恰好为包容性治理提供了实践场域与现实动力。以我国当前所面临的社会治理危机为例，它既可以说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结构失衡问题，又可以说是社会治理的操作体系运行失序的问题，但究其根源则在于治理体系、治理体制以及治理机制的包容性严重不足的问题，其主要表现在，忽视弱势群体作为治理主体之一的可行能力发展、异化政府与社会治理合作机制、扭曲各利益主体的治理成果分配等等。正如，有学者所说：“治理理念与中国的官本位文化和政府管制型行政模式存在着严重的错位，中国缺少成熟的多元管理主体和民主协作的精神”有关(19)。纵观改革开放前的特殊历史背景和政治经济因素，国家通过“单位”来控制社会的管理模式，即特有的单位组织，其实质是将命令权利与财产权力结合起来的国家统治的一种组织化工具或手段(20)。在国家的“强势”建构下，整个社会被纳入国家行政管理序列，政府通过“单位”包揽一切，由于社会对国家过分依赖，因而几乎不存在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这就导致政府在应对层出不穷的繁杂社会事务过程中逐渐失去了“本我”的服务职能，政府“划桨”的事务性操作阻碍了“掌舵”的方向性决策，可谓“没有社会参与的社会管理”。改革开放后，我国进入社会转型期，社会事务的复杂性、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民众需求的多样性与政府的官本位文化和行政强制作风交织在一起，使得我国社会治理的难度不断增大，不可治理性不断增强，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今天，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单位制”正在消解，社会管理也逐步实现由“国家主体”向“社会主体”的平稳过渡。尽管说，今天我们的市场已基本确立，但社会却没有充分发展起来，政府在反复“试错”后也部分地退出了市场领域，却仍然用“国家”的方式来管理社会，从而使“国家—市场—社会”三元关系陷入失衡(21)，导致在“政府中心主义”的治理模式下，政府作为公共社会事务治理和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对社会实施控制和管理，成为唯一的权力中心；政府被塑造成“全能政府”的形象，即“强政府、弱社会”的政治化管控模式、科层制结构板结与僵化倾向，以及社会管理与社会服务非均衡性等问题十分突出。在处理社会领域问题时，政府经常“重堵轻疏、重处置轻防范、重事后干预轻预前关怀”，从而使得一些社会矛盾非但没有得到化解反而更加激化；面对一些情况表现出对政府的强烈不满甚至抵触情绪，抑或对政府“行为”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提出质疑的信任危机与治理的可持续性危机。实践证明，这种包容性极端欠缺的、用“政治逻辑”解决社会问题的治理模式是开展社会治理的桎梏。因此，我们认为，把包容性治理中收入分配的合理性、公共财政的惠民性、公共政策的普惠性、公共管理的人本性作为人们利益共享的主要目标，必将为社会治理带来了新的发展空间。尽管说，“国家—市场—社会”三元结构的平衡恢复、包容性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无法一蹴而就，也并非一劳永逸，但这种新观念的融入无疑也为社会治理的发展提供了长期动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2)这是政府第一次把“治理”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也是改革理论和改革战略的一次重大突破。它融合了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势利导、综合治理、统筹兼顾等思想的合理成分，既吸收了我国传统社会治理中具有现代意义和现代性的内容(“大同社会”等)，也包含了党在执政中所积累的行之有效的经验(“统一战线”、“群众路线”等)，同时统合了国际上的先进治理经验(“全球治理”、“善治”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第五个现代化”，这就意味着在“四个现代化”实现过程中积累丰富社会经济财富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宏观制度、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的现代化，强调整体性制度的完备和完善，体现的是宏观制度之间、制度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协同性与包容性，这与包容性治理有着逻辑一致性。可以说，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国家战略和法理层面的高度，以宏观话语体系的指导性为包容性治理预留了充足的发展空间，即可以通过激发市场与社会活力以及相互协同建构的方式，实现善治良政的局面。近年来，随着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政企、政资、政事、政社分开的不断推进，国家权力也逐渐向社会转移，基层社会治理空间不断拓展，政府的社会治理边界正被重新调整和确认；社会组织蓬勃发展，公民的民主意识、参与意识、权利意识得到强化，社会组织的崛起和公民意识的增强，这些都为多元参与、互动合作、利益共享，增强包容性治理的推进提供了良好的现实基础。今天，随着我国社会治理任务日益繁重，传统以政府为中心的一元式社会治理体制已无法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以治理主体多元化、主体间基于立体治理网络的协同与合作、促进社会公平、包容全体社会成员自由发展为特征的包容性治理，必然成为我国社会治理实践的方式选择。只有充分发挥各类社会治理主体的协同作用，真正实现政府与各类社会主体的优势互补、良性互动、合作共治，才能在体制机制的创新中创造更加符合时代要求的社会治理“新常态”。因此，包容性治理在社会治理创新中将具有其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面对空前巨大的包容性治理的发展空间，我们必须加强包容性治理的体系、体制与机制建设，让包容性治理在社会治理中发挥其应有价值。
2.包容性治理的现实着力点
包容性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有机结合的优化与创新现有社会治理体制过程；包容性治理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包容性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非公共部门；包容性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多元合作互动，看似松散的合作网络，实则以信任与合作秩序作为纽带，正如帕特南所言，“在一个共同体中，信任水平越高，合作的可能性就越大，而且合作本身会带来信任”(23)。
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宏观话语体系之下，我们可以从现代社会中主体间互动的角度来理解包容性治理，即深入探析“三个主体”之间的“两种关系”问题，也就是包容性治理所要恢复的“国家—市场—社会”的三元结构失衡问题。诸如，三个主体之间发展不平衡，两种关系尚未理顺，“强政府、弱社会”的失衡局面亟需改善；国家控制着绝大部分优质资源，国家垄断行业越来越多，官商勾结加垄断联盟，由此形成了社会结构的“利益集团化”，政府权力边界极大程度扩张，严重挤压了市场与社会空间，阻碍了市场与社会自由良性运行等等。
“包容性治理”可以被认为是国家与社会积极互动的产物。“强国家—强社会”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将为我国的包容性治理提供最佳的路径选择和思路拓展。所谓“强国家”是指国家能够提供合法的政治秩序基础和有效的经济社会参与，在矛盾极为尖锐复杂的社会转型时期，能够有效维持社会秩序，应对国内外的各种挑战，动员和组织社会资源，促进社会转型和社会发展的、具有较高的治理能力。换言之，通过国家做出制度安排以建立市场经济新秩序，在积极介入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充分尊重和调动社会的各种资源，培育社会力量，国家能充分发挥在社会生活中调节作用；而“强社会”则是指社会能够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具有较强的自治能力，在社会生活的调节中发挥较大的作用(24)。“相对独立性”意味着社会主体发展需要在国家的政策引导、资源扶持、灵活监管之下。在强国家—强社会模式下，国家能够代表社会公共利益对社会活动进行各种形式的协调和引导；社会能够在法律范围内自主、自治、自强；国家与社会通过合作可以达到互相增权、互相建构、互利互惠的双赢格局。“强国家—强社会”模式将有助于包容性治理恢复三个主体、两种关系的平衡状态，即在包容性治理过程中，国家与社会需要通过信任建立其包容性的合作秩序：有了信任与合作，政府的社会支持度会得到巨大提升，与此同时，其社会治理的顺畅程度也会得到大幅提高，在互相信任的关系中，社会成员往往更倾向于支持政府的社会治理决策，政府的不可治理性在很大程度上会减小；与之相对应，信任与合作能使社会自我调节与适应能力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强化，从而提高社会治理的有效性。只有当社会具有较高的信任度以及较广泛的合作秩序时，社会自我调节机制才能够发挥作用，并且不断完善，从而提高社会治理的有效性。
就其操作层面而言，理顺两种关系是包容性治理得以实现的着力点。其一，优化政府与市场的包容性合作关系。一方面，政府职能需要转变，包括健全宏观调控体系、明确政府职能边界、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优化政府组织机构、完善财务以及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等；另一方面，政府需要健全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国有企业特别是垄断性行业改革、建立健全市场规则等，其实质就是为了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最大可能的为市场提供自由发展的制度保障，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政府需要包容市场发展，在政府自身职能转变的基础上为市场发展提供制度基础，政府与市场之间构建一种包容性的合作关系，社会经济的协同发展才是包容的、开放的、可持续的。其二，构建国家与社会的包容性“激活—吸纳”关系。政府需要坚持民主法制建设，在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同时，推进基层民主与协商民主，与此同时，促进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为社会健康有序发展提供基础性制度要素，同时还要以政策、资源、技术协同如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等灵活高效的竞争性手段来激活社会组织潜能，将社会力量有效吸纳进包容性治理体系，实现解决社会矛盾、提供公共服务、协调社会关系、构建包容性社会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