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变局与丝绸之路
我们知道，明朝初年，郑和下西洋，目的并不是拓展海上贸易。但是，其官方行为巩固了中国与南海地区的政治关系，客观上促进了海上贸易的发展。后来，欧洲人东来，明清王朝开始直接面对西方，没有了东南亚和波斯人、阿拉伯人的中间商，中国方面反而局促不安起来。或者说，没有政治上的互信，中国政府对于直接与陌生的欧洲人做生意，满腹狐疑，缺乏自信。
清朝在康熙朝巩固了对于沿海和台湾地区的统治后，基本上把海上贸易集中在广州一地的十三行。为什么中国政府一次次拒绝欧洲国家主动贸易行为，诸如订条约、设使馆、开商埠，就是因为历史上中国的陆上或者海上的丝路贸易，都是中国与周边国家政治关系的一部分，政治上的互信与经济上的往来密不可分。尽管汉唐时代也有马匹之类的军事物资进口，总体上说，进口物资只是满足上层的奢侈品需求，与内地农业经济发展，没有紧密的联系。
可是，这一次，十八、十九世纪的中国，面对的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朝贡体系，欧洲人也没有任何奇珍异宝，可以平衡中国在丝绸、瓷器、茶叶等对外贸易的巨额出超。于是，大量白银涌入中国，冲击着中国的金融秩序，朝廷财政严重依赖白银进口，中国东南地区的产业分工甚至也依赖上了对外贸易。这是汉唐时期所不曾有过的。于是，当欧洲人为了平衡贸易逆差，向中国销售毒品鸦片时，经济贸易演变成政治和军事冲突，已经不可避免。
总之，远东地区与欧亚非大陆的丝绸贸易，从上古的走私活动，到汉唐时代的边境贸易，乃至大海航时代以来的中欧直接通商，不仅仅是沟通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伟大贸易活动，也是“一路一带”沿途国家和地区，政治实力兴衰消长的晴雨表。
■ 嘉宾档案
张国刚，男，1956年生，安徽安庆人。1988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曾在欧洲留学和执教多年，为联邦德国洪堡学者，汉堡大学、剑桥大学、特里尔大学、柏林自由大学客座教授或访问学者，历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主任，中国唐史学会会长、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兼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等职。现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国家人事部“百千万人才工程”（1997）和清华大学“985百人计划”（2003）、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06）。
主要致力于中国古代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特别是在隋唐史、欧洲汉学史、中西文化交流史方面造诣颇深，成就斐然。主要著作有《唐代藩镇研究》（1986）、《唐代家庭与社会》（2014）、《文明的对话：中西关系史论》（2012）、《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2008）、《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2003）、《德国的汉学研究》（1994）等。曾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著作一等奖、优秀著作二等奖，北京市社科优秀著作一等奖，中华优秀图书奖，是清华大学及国家级精品课程主讲教授，2014年被评为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