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与“世界岛”
欧亚大陆和濒临地中海的北部非洲，自古以来构成了一个“世界岛”！轴心时代的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希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孕育于兹，繁荣于兹。20世纪 初叶，英国学者麦金德认为，相对于世界岛而言，美洲大陆、英伦三岛、澳大利亚、日本列岛，只属于被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北冰洋隔绝的边缘地带。
——其实，这个世界岛是被丝绸之路连接着的。
至少在罗马时代，地中海周边的海陆通道都是畅达的。西欧亚大陆乃至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交往密切。比如，公元前3000到公元前500年，印欧人的民族大迁徙，从今天的伏尔加河、第聂伯河中下游出发，重塑了西欧、南欧、北欧、西亚、南亚的民族分布。又比如，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东征，从地中海横扫西亚、中亚和南亚，把希腊文明带到了巴克特里亚（兴都库什山）。总之，西欧亚大陆及北非地区，由于种族、宗教、文化、战争和经济的联系，交流密切。只有更加遥远的极东地区——中国，却因为高山（喜马拉雅山山脉）和大漠的阻隔，处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区域，发展出独特的华夏文明。所以，对于西部世界而言，真正具有“他者”异质的东方，不在尼罗河，不在高加索，而是在天山以东地区，在中国。
把中国文明与西欧亚及地中海世界连接起来的通道，就是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
政治安全与丝路的开通
公元2世纪中叶，张骞受汉武帝派遣，凿空西域，开通丝绸之路，成就了他的一世英名。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其实，早在张骞之前，走通东西方通道的，是众多不知名的英雄。商周玉器，并不产自内地，而是通过“玉石之路”从新疆和田运来。《管子》多次谈到“禺氏之玉”（王国维认为“禺氏”就是“月氏”），也许就是这条路上的“走私品”。但是，为什么到了张骞之后，丝绸之路才真正建立和发展起来呢？这与丝路此端的汉唐帝国国力强盛密切相关。
先秦时期，玉石之路上的商品往来，具有私人贩运性质，而且贩运的主体很可能是西戎民族。秦穆公称霸西戎，对于东西贸易的开拓，有一定促进作用。秦朝及汉朝初年，匈奴几乎垄断了通往西域的道路，也自然垄断了丝路贸易。只是到了汉武帝之后，凭借父祖几代六十年的休养生息政策，积累起来的国力，果断采取反击匈奴的政策，因此才有张骞的出使。
张骞来到大月氏新定居地（今日之阿富汗），引起他注意的是蜀地的竹制品和纺织品，当地人告诉他，这些物品是从印度来的，带着军事外交目的出使的张骞，不经意间就发现了经过四川、云南到缅甸而至印度的商贸通道。张骞第二次出使，携带了更多的物品，分送出使诸国，虽然这不算官方贸易，却促进了西域诸部族和邦国来华。这些外邦来使，与其说是向风慕义，不如说是为了经贸往来。
继汉武帝建立河西四郡之后，昭宣时代和东汉王朝，致力于建立西域地区的军事管理体制——西域都护，从而保障了这条贸易通道的畅通。唐朝设立安西四镇以及伊西北庭都护府，对葱岭东西地区的羁縻府州，实行了有效的控制，从而使唐朝的丝绸之路，比之于汉代有了更加长足的发展。可以说，汉唐时代的国力强盛，是丝绸之路得以建立、巩固与发展的先决条件。也可以这样说，中国历史上的边贸，与周边羁縻府州体制以及朝贡体系建设，密不可分。这种边贸体系，是中国与周边国家政治关系的一种存在形式。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个是只有周边政治安全之时，边疆的丝绸贸易及其他相关贸易才能正常进行。另一个是，只有政治上有互信，中国政府才愿意与之进行此种贸易。因此，周边的羁縻府州或者朝贡体系，不仅是保障中国政治安全的一种制度安排，也是对外发生经济联系的一种必要前提，是丝绸之路得以推进的必要前提。影响丝路畅达与否的关键因素，不是商品价格，不是商品供给与需求，而是取决于中国边疆地域及其与西部地区的政治关系与秩序。
值得提出的是，葱岭以西的道路建设，早在汉代官方开通丝绸之路交通之前，古波斯帝国和亚历山大帝国时期，就有相当的水平。
罗马和波斯，都很重视道路的修建与维护。以波斯帝国为例，修建了从帝国的四个首都，通向各地的驿道。在帝国的西部，有一条从古都苏撒（Susa）直达小亚细亚以弗所城（Ephesus）的“御道”，长达2400公里，每20公里设一驿站及商馆，亦有旅舍供过往客商留宿，驿站特备快马，专差传送公文，急件可逢站换骑，日夜兼程，整个路程7日到达。波斯皇帝夸口说，他在苏撒宫中能吃上地中海的鲜鱼，似乎比杨贵妃在长安吃上四川的新鲜荔枝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帝国东部，自巴比伦横跨伊朗高原，经中亚各城市而到达大夏（即巴克特里亚，阿富汗北部地区）、印度。显然，波斯帝国的道路，把中亚、两河流域、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串联了起来。亚历山大帝国时期，在从大夏到埃及的广大东方地盘上建立了以“亚历山大里亚”为名的新城70余座（经考古证实的不下40座），从地中海滨向东蔓延到阿富汗、印度边境。在西汉张骞打通西域而建立起从中原经新疆至大夏的商路后，中亚原有道路网中的主要干线便成为丝绸之路的西段，从长安横贯中亚、西亚到欧洲，构成了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