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贸易与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对于中国方面来说，主要是边境贸易，中国人主动出境贸易，不占主流。陆上丝绸之路担当东西贸易的商人主要是月氏、匈奴人，中古时期则以粟特人为主流。唐宋以后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是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为主，还有部分犹太人。
关于边境贸易的情况，《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有一条对于北魏“四夷馆”前来贩货的客商的记载：“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这里的“商胡客贩，日奔塞下”已经把来华贸易的热络情景表现无遗。外商来了之后，“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填列，青槐荫陌，绿树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据记载，这些侨居商人，即所谓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赐宅慕义里。”
隋唐一统，特别是唐太宗平东突厥、平高昌，促进了丝绸之路贸易发展。唐太宗对来自昭武九姓的使者（他们关心的大约正是贸易）说：“西突厥已降，商旅可行矣。”于是，“诸胡大悦”。唐人文献和小说笔记里，商胡或胡商，是出现频率甚高的词汇之一。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对于贸易物品的规格和价格管理，井井有条，就是适应边境贸易的外商而订，当地居民是不可能有如此大量需求的。唐朝在边境地区，设置了管理商贸活动的“互市监”，安禄山和史思明最早在幽州做互市牙郎，就是管这项工作的。他们通“六蕃语”，与外商谈生意有优势。边贸开市，“市易之日，卯后，各将货物、畜产，俱赴市所。官司先与蕃人对定物价，然后交易。”边境节度使热衷于边贸，是因为这是其重要的财政收入之一。而这笔收入，中央政府是把它计算在边军经费开支中的。《新唐书·西域传下》说：“开元盛时，税西域商胡以供四镇，出北道者纳赋轮台，地广则税倍”。
丝绸之路上贸易的兴衰起伏，是中西政治秩序的晴雨表。如前所述，汉唐时代，丝路是否畅通，就看中国在西域地区的都护府以及羁縻府州的管理体制，是否能有效地运作。在丝路的西边，中古以降，则要看伊斯兰世界之间及其与地中海周边地区的关系，与欧洲基督教国家的关系。当蒙古人建立了横跨欧亚大帝国的时候，丝绸之路最为畅通。不仅阿拉伯人、波斯人、犹太人活跃其间，而且欧洲人也远道而至。马可波罗一家就是顺着陆上丝绸之路来华，又从海上丝绸之路回国的。宋代，西北地区掌握在西夏政权手里，海上贸易因而兴盛。13世纪的蒙古帝国建立了横跨欧亚的大帝国。东西方贸易也空前高涨。《马可波罗游记》关于中国的记载，最为突出的描述集中在经济、商业、道路走向和地形上，反映了作者作为商人的主要兴趣所在。他不仅提到金银、宝石、珍珠、盐、稻米、谷物、大黄、姜、糖、香料，令他关注的还有瓷器、纺织品和丝绸。他诧异地说，“大汗用树皮所造之纸币通行全国”，当金银一样充军饷。国内的交通运输、关津道路、驿站以及物价的管理，以及蛮子（原南宋地区）居民的工艺和经商才能，宏大而美丽的城市与港口，有着舟楫之利的广阔的水域系统，都令马可波罗赞叹不已。
宋元时期，由于特殊的政治生态环境，政府鼓励海上贸易，南海地区的商贸货船，络绎不绝。政府设置了专门的市舶使和市舶司，管理外贸工作。在泉州、广州这些沿海地区，都有外商居住的“蕃房”，有些管理港口贸易的职位就是阿拉伯人或者波斯人充任。也就是说，即使是海上丝路，在中国也是招徕远人为主，主动走出去的，大约都是民间走私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