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吴敬琏：经济下行期，推进改革方能治本
核心提示
● 在人口红利消失、投资回报递减、杠杆率提高的情况下，只有通过技术进步、效率提高，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才能突破目前的困境。
● 我们要汲取日本的教训，1986年内需不足后，日本政府启动了大规模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计划，正是大量无效投资，带来了后来大崩盘。
● 一方面应当加强制度反腐，一方面要建立官员职权的正面清单，使官员行使职权有章可循。
2010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对于如何应对困难和回避风险，政产学各界人士运用不同的分析方法，提出了不同的方略。
一种是从需求侧的三个构成要素: 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入手进行分析，认为问题在于上述“三驾马车”动力不足，提出的对策是采取刺激政策，多发钞票，多上投资项目。另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增长的基本驱动因素不外三个：新增劳动力、新增资本投入（投资）和效率提高，而这大规模投资、人口红利、引进外国设备和技术，正是过去30多年的高增长主要因素。
高增长的推动力正在消失
现在的问题在于，这些有利于维持高增幅的因素，有的正在缩减，有的已经消失。
首先，用大规模投资拉动增长虽然造成了增长率的短期回升，但货币超发、负债增加等消极后果也同时发生，成为需要长期消化的负担。
其次，长期实行“一胎化政策”和出生率下降，使“人口红利”逐步消失，不能指望新增劳动力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蔡昉教授在2006年就已指出，根据他们前三年的调查发现，“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剩余劳动力无限供应的情况已经不复存在（注：吴敬琏演讲时，全面放开二胎的生育政策尚未出台）。
再次，我国进入城市化的后期，由所谓“库兹涅茨过程”，即由原来在农村低效利用的土地、劳动力等资源转移到城市所促成的效率提高也进入了尾声。
最后，随着中国一般技术水平跟西方国家相接近，用简单引进外国设备和技术的办法去大幅度地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就变得不大可行了。
在人口红利消失、投资回报递减、杠杆率提高的情况下，只有提高所谓索洛余量，即技术进步、效率提高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实现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优化结构，促进创新，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发展到集约发展的转变，才能突破目前的困境。
只有通过技术进步提高效率，东部地区才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内地或国外那些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转移以后，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而那些承接了东部转移过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内地地区，也需要有长远考虑，即当经济被带动起来以后，人们的收入水平提高，企业应该积极寻找向价值链上游转型的途径。
中国的企业不能永远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价值链中附加价值和盈利率最低的环节，更不应该满足于靠“卖硬苦力”挣一点加工费，而把研发、设计、品牌营销、金融服务等服务性业务的丰厚利润拱手让给别人。
需要注意的是：实现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或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是199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提出的，至今已经过去了四个五年计划。这个转变至今没有实现的原因是什么？2006年总结“十五”的教训时就已得出结论：症结在于实现这一转型存在“体制性障碍”，关键在于能不能通过全面改革建立起一套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