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社会公平不应忽视年轻人
《中国青年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同时是一个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平与共同富裕的过程。您如何看待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问题？要实现社会公平，中国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郑永年：首先要认识到，任何社会在发展过程中肯定会经历一个贫富两极分化的过程。没有人会喜欢社会不公平，但不管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这个阶段都是必经的。
对于实现社会公平的路径，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模式。比如，北欧的“救济”模式，也就是直接给穷人发放补贴，但中国目前的发展程度承担不起这种模式。新加坡的模式是政府帮助穷人参与培训、找工作，而不是直接分配补贴。我们应该挑一个比较合适的模式，或者几种模式结合起来。
我的观点是，最重要的是“一次分配”。因为“一次分配”是结构性的，“一次分配”提供就业，才有可能使人富裕。如果仅靠国家“二次分配”发放补贴，穷人还是穷人。
其次要意识到，任何社会，不管发展到何种程度，都会存在一部分生活在最底层的穷人。对于这一部分弱势人群，应该进行救济，提供公屋或者廉租房等。
还有一个群体在实现社会公平中往往被忽视，就是刚进入社会的年轻人。他们是有能力工作的，他们未来有潜力发展成为中产阶级。对他们来说，困难是暂时的。国家应该给予支持。
“未来改革最关键的是什么”
《中国青年报》：中国未来改革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
郑永年：中国最终的问题，还是在于政治体制。我曾经提出，中国的改革要分经济改革、社会改革，政治改革。其中最重要的还是政治改革。
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出了差错，是可以“拉回来”的，比如股票市场，不管有关部门所使用的方法你喜不喜欢，但局面也算是可以“拉回来”。但政治改革，“放出去”就有可能“拉不回来了”。就像戈尔巴乔夫在前苏联改革以及东欧一些国家的改革，都是前车之鉴。
“这次反腐非常漂亮”
《中国青年报》：您认为中国目前开展的这一轮反腐行动达到预期目标了吗？
郑永年：政治改革还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反腐只是其中很小的一块，但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块。这次反腐败，跟以前的反腐败运动不一样。这一轮反腐败的关键是治理“政治寡头”。比如“周永康案”、“令计划案”，腐败网络都是从中央延伸到了地方、涉及好几个部委。这是典型的“政治寡头”，如果政治寡头不整治，整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会受到威胁。中国未来一定要走向民主化，但绝对不是“寡头民主”。就清理政治寡头来说，这次反腐非常漂亮。
《中国青年报》：中国离建立机制化反腐还有多远？
郑永年：有人说，反腐运动就只是运动而已，这是错误的理解。事实上，反腐的“治标”与“治本”不能割裂来看。在目前开展的一些反腐运动中，一些反腐的机制建设已经蕴含其中。
比如，现在的反腐机制已经建立了“下管一级”的制度。在此前，省纪委在省委省政府“同级反腐”的机制中，很难想象同级的机关会“左手反右手”。
再如，反腐的权力如今已有效集中。以前，中国体制内的反腐败机构太多，比如党内、政府系统、人大系统、政协系统，甚至每个高校都设有纪委，反腐权力的分散，造成各方互相推卸责任，反而给腐败创造机会。因此，反腐败权力一定要集中。以清廉著称的新加坡有反腐权力集中的反贪局、香港有廉政公署，就是例子。
另外，去年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以“依法治国”作为主题。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设立巡回法庭、设立跨区域法院、领导干预司法终身责任追究制、任用法官走专业主义路线等举措，这些都是制度建设。当然，这些制度还需要一步步落实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