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正处于深化改革的攻坚期、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过渡期以及经济结构全面优化的“新常态”时期，无论是改革方案还是重大政策所涉及的利益调整都比以往更加复杂，对政策的科学性、精准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智库肩负的任务更加艰巨、责任更加重大。
去年以来，中央着力建设一批有较大影响力的高端智库，重视专业化智库建设，意味着打造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上升为重要的国家战略。从发展现状看，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智库总体呈现“有量缺质”的状态，新型智库的建设仍相对滞后，面临许多制约智库自身建设和外部发展环境的体制机制问题。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需要智库自身提高思想产品质量和影响力，也需要从国家宏观层面上扫清舆论、资金、人才、决策等方面的体制机制障碍，培育一批高端新型智库，打造中国智库体系和智库联盟。
1.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面临七大难题
●难题一：缺乏有深刻洞见的思想产品，鲜见真正意义的“新型高端智库”。智库的影响力并不在其规模和级别而在其影响。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一项研究表明，中国决策失误率约为30%，西方发达国家却只有5%左右。这说明，我国智库建言献策的水平和影响力还不够。从研究成果的质量看，目前国内智库偏重对当前具体问题的短期性和应景性研究，普遍缺乏前瞻性、储备性、战略性研究，真正能够对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发挥作用的思想性、创新性的成果不多，服务决策的能力还远远不够。
●难题二：官办智库“一支独大”，缺乏竞争活力。我国现有智库绝大部分是官办或带有半官办性质，这种体制最大的弊端是缺乏竞争，难以保持客观立场，往往偏重对政策的宣传和诠释。社会智库由于很难被政府委以重任，同时缺乏向上送达的内部渠道，研究成果得不到足够重视。目前，各类智库尚不能有序竞争，束缚了中国智库体系的活力和创造力。此外，智库之间缺乏广泛深入的合作，导致中国智库的对外竞争力不强。
●难题三：社会智库多元化资金筹措机制尚未形成，发展举步维艰。资金筹措机制不健全，是导致社会智库难以发展壮大的最大障碍。欧美智库资金来源多样，机制灵活，既包括政府的委托、拨款和补贴，又包括企业和基金会的资助，此外还有个人捐赠或其他经营费用等。在我国，政府咨询方面的财政拨款大部分流向了官办、半官办智库，社会智库的筹资渠道非常少，有利于捐赠的社会环境尚未形成。
●难题四：智库参与决策机制缺失，对决策影响力十分有限。我国尚无明确统一的法律、法规来规范政府决策中的咨询环节和程序。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咨询已成为公共决策过程中的法定程序，政府项目的论证、运作等各阶段都必须有不同的咨询报告。要从法律上为决策咨询提供制度保障，确立智库参与公共决策既是权利也是义务，从而提高智库研究和提供咨询的积极性。
●难题五：人才缺乏流动性，“旋转门”制度严重不畅。欧美智库与政府部门之间的“旋转门”机制，通过智库这一平台，实现了研究者与实践者、学者与官员的身份转换。目前，我国智库人才的流动性较差，虽然部分退休官员已从行政体系流动到智库体系，但这种流动仅是单向流动，智库研究人员进入政府机构任职还很少，换句话说，我国的“旋转门”只打开了半扇。
●难题六：开放程度不高，制约国际化水平和国际影响力提升。智库研究成果的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在全球范围内吸收信息并加以分析。我国与国外智库和国际组织机构的交流合作机会不是很多，智库研究人员特别是官办智库人员还不能定期到国外智库进行交流研习，我们的智库也很少接纳国外智库研究人员到国内来进行更广泛的交流。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国智库的国际化水平和对外影响力提升。
●难题七：智力成果的知识产权和有偿咨询理念尚未深入人心。当前，社会上对智力劳动成果的知识产权理念还比较薄弱，很多人不习惯有偿咨询，认为智力劳动的成果应当低代价甚至无偿向政府和社会提供。咨询市场的发育程度严重不足成为制约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特别是社会智库发展的重大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