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安全重在构建地缘网络
当前，亚洲有很多安全机制，既有以美国主导的双边同盟机制，也有东盟主导的东盟地区论坛机制，还有中国推动的六方会谈、上海合作组织等机制。然而，迄今为止，所有这些安全架构要么存在代表性不足，要么存在封闭性过高，要么存在过于松散等问题，限制了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提供。特别是有关各方既无法回避日益深入的区域化进程，地区相互依存水平不断提升，又拘泥于经营密不透风的地缘战略空间，试图构建排他性的联盟体系和伙伴体系。
全球化和信息革命从技术、生产、社会等重要领域突破了国际垄断地缘政治的格局。在新时期，亚洲区域安全架构要把重点放到构建地缘网络上，在牢牢把握地区共同利益基础上，促进各个国家基础设施的联通和发展规划的对接，把重心放在经营功能网络、经济网络、社会网络和制度网络上，运用国际法和国际制度资源，构建中国周边外交新高地。
一是功能网络。在中国周边地区最具有政策免疫力的网络是各种功能性网络。比如电话接入网络、移动信号网络、电视信号落地网络以及互联网络的发展，都是技术进步带来网络化革新的重要标志。还有的网络是源于经济和社会交往扩大的必然结果，诸如亚洲跨国旅游的发展，就必然要求在旅游服务、酒店、通讯、货币兑换、警务管理、航空控制、海关等领域迅速商谈网络和据点建设的细节，保持经济和社会交往的顺利进行。近年来，中国同亚洲国家人员往来人数屡创新高。如此庞大规模的社会往来规模，没有强有力的功能性网路支持是不可能的。面对此种密集的功能性网络，所谓的军事同盟、地区安全框架、军事演习的效力是十分有限的。
二是经济网络。据中方统计，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额占到中国外贸总额的60%以上，多年来从周边国家和地区获得的投资占吸引外资总额的70%以上。如此规模庞大的经济流量，不知维系着多少企业合作网络、资金流动网络、金融合作网络、管理服务网络、物流互通网络、能源资源网络、证券票据网络等。所有这些经济网络都以互利双赢的经济逻辑每时每刻都在被编织进全球化经济网络中。不管国家存在多少纠纷，财经、商贸、投资和金融的相互依赖程度却每时每刻都在创造着繁荣，产出惠及数十亿民众的生活幸福。
三是社会网络。在亚洲国家，上千万华侨侨居他国，有的还建成了在当地富有影响的华人社群。近年来，中国与亚洲国家人文交流活跃，规模不断扩大，领域不断拓宽，内容更加丰富。此外，孔子学院、中国文化中心、派遣留学生数量以及其他文化交流活动和频繁的智库二轨外交，都成为中国和周边国家交流的重要载体。
四是制度网络。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亚洲地区的制度网络环环相扣，除了层层叠加数不胜数的双边制度网络外，还逐渐构建起了一个区域多边制度网络。这个多边合作圈起自中国与中亚国家共同倡导建立的上海合作组织；向下延伸，则是正在磋商与推动中的“中、印、俄三边战略伙伴关系”；再往东，在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l+10”和“10+3”机制；再往北，是关于朝鲜问题的六方会谈、中日韩首脑峰会，还有东亚峰会、亚太经合组织、博鳌亚洲论坛、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东盟地区论坛等。除此之外，不少国家还在不停地出台着各种各样的地区合作构想，比如日本的东亚共同体、澳大利亚的亚太共同体、美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等。可见，亚洲不是没有制度，而是很多制度“小问题不愿解决、大问题无力解决、新问题无人解决”。如何提高多边安全制度的有效性，将是今后亚洲安全架构的一个支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