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股市还不能称为“崩溃”，我也不认同“中国社会崩溃论”
周华：有外媒认为中国股市的崩溃会引致中国经济的崩溃，您是否认同这样的预言？
Scott Rozelle：中国股市2015经历了过山车式的震荡剧变，股市泡沫的形成和破灭在短期内相继上演。首先要明确股市崩溃是什么概念，崩溃应该是持续性的、大范围的、没有复苏迹象的下跌。目前中国股市还不能称为“崩溃”，因为股价的剧烈下跌是对之前堆积泡沫的挤破，且从当前股价的表现来看，涨跌均存在，这是股市上多空力量的强弱对比形成的，而不是崩溃。中国股市发展时间尚短，与发达国家相比显然不够成熟，制度不够健全，监管不够到位，对恶意做空难以及时发现和叫停。中国股市上涨时股民涌进，推升股价；一旦股市出现强劲的卖空、打压，股民信心受挫又慌忙抛掉。所以，本轮的股价剧跌是不可避免的。
因中国的股市规模（流通中的股票市值与GDP的比例）相比于发达国家来说较小，所以对整个经济的影响也没有某些发达国家大。从经济结构上来说，中国经济与生产挂钩，而西方经济与金融密不可分，这就是中国相对强韧的主要原因。从股民构成来说，中国股民入市还是相对谨慎的，股民所占比例也小，通常是有闲余资金才会投机入市，且绝大多数居民家庭不是以炒股作为主要经济来源，所以股市崩溃对股民的影响就是使其远离股市。泡沫破裂后，将投机性的资金蒸发，留下的是有用的资产。历史上美国经济的大萧条并不是由于股市的大崩溃造成的，而在后续发展中股市泡沫的破裂也并没有对美国经济的发展造成阻碍。泡沫破裂股价下跌有利于实体经济吸纳投资，即便股市崩溃也不会造成中国经济的崩溃。且中国央行出台的降息降准措施，对股市、对经济都是强力的支持。
周华：不仅是国际人士，也包括很多中国人，认为中国积累的弊病太多太深，如群体性事件、失业、不平等、贫富差距加大、留守儿童问题等，都有可能导致社会动乱。您如何看待“中国社会崩溃论”呢？
Scott Rozelle：在今天的世界，任何国家都面临挑战。我认同的是，在经济体的转型期，增速没有之前的势头大了，很多社会问题也就会暴露出来，即转型期也是矛盾活跃期。随着中国政府治理能力的提高、分配制度和法治的完善、对社会问题（如留守儿童、扶贫助学等）的关注，我对中国经济和社会还是很有信心的。
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基尼系数上升的速度在2003-2007年间几乎是全世界最快的。我和我的农村教育行动计划研究团队曾到过中国贫困边远的农村地区调研，目睹了地区间发展的巨大差距，除了体现在地面上的建筑对比，还深刻地体现在教育问题上。而教育不公造成的人力资本差距将会把今天的收入差距放大为明天更悬殊的收入差距。这有可能变成中国将来发展和稳定的制约。
中国的留守儿童问题已成为中国最大社会问题之一，我们经调查发现，与留守儿童同样弱势甚至更弱势的还有很多父母均在家的贫困儿童。他们由于家庭经济来源有限，所能获得的发展资源匮乏，在营养、健康与学习表现上是落后于留守儿童的。
中国崩溃的论调武断又仓促，崩溃论声音在减弱
周华：对于各式各样的中国崩溃论，您是否可以简单总结一下这些论调的特点呢？
Scott Rozelle：我所了解的一些中国崩溃论的特点，大致是这样的：第一，从现象直接推导出崩溃的结论，没有经过论证或模拟，主观武断又仓促。第二，仅从指标和理论上讨论，没有考虑中国特点，也不清楚中国经济真正的隐患和解决办法。第三，一轮一轮没有间断过，中国经济一旦出现些异常迹象，媒体就会曝出“崩溃论”的错误警报。引用耶鲁大学教授斯蒂芬·罗奇的话说，是患上了“中国崩溃”综合征。经过一次又一次“落空”，崩溃论声音在减弱。从时间顺序上看，崩溃的言辞从激烈变成了谨慎，从有明确崩溃时间到没有崩溃时间。
周华：中国崩溃的论调持续存在，是什么原因或动机呢？
Scott Rozelle：中国崩溃论的声音不时冒出来的原因或动机，无外乎五点：第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事实。第二，中国经济转型中暴露出累积的问题。某些学者及投资者由于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低估了中国抵御风险的能力，据此形成了悲观预期。第三，学术上以偏概全的结果。如混淆结论的假设条件得出了错误的GDP结果；或者重复计算得出的债务规模。第四，争夺国际投资的需要。唱衰中国经济，影响投资者信心，在舆论上打压对手以获取国际投资。第五，利益驱动。某些投资机构欲做空中国，舆论上炒作概念，根据零散的证据（增速减缓、投资泡沫等）来构造符合自身逻辑、有利于自己的故事。一方面解释自己的投资策略，一方面影响市场信心，利用经济的预期实现效应来牟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