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合理界定政府职能的边界范围，区分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是打造服务型政府的中心议题
一直以来，我国政府改革也定位于构建服务型政府。上世纪90年代，基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全能政府被迫适应市场经济规则，转变管理经济和企业的方式，在“抓大放小”中不断收缩对经济领域的干预，从市场的“运动员”退回“裁判员”的身份。随着近年来社会组织的发育以及公共事务的增加，政府又要求根据社会组织能力的变化，从集权型政府向授权型政府转型，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让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更为明确地把行政审批作为建设有限政府的突破口，李克强总理强调：“要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对保留的审批事项，要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公开审批流程，提高审批透明度，压缩自由裁量权。对审批权力集中的部门和岗位要分解权力、定期轮岗，强化内部流程控制，防止权力滥用。”总体而言，如何合理界定政府职能的边界范围，区分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是打造服务型政府的中心议题。
但是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始终是个难题，政府职能转变一直在路上，政府的角色缺位错位现象屡见不鲜。比如报载某些地方政府为了推动GDP增长不惜引进污染企业，在经媒体曝光后政府甚至为污染企业撒谎求情。与此同时，一些地方政府还将不该管的事项管得过多过宽过细，出现要求“证明你妈是你妈”的情形。政府职能界定不清、角色错位现象，不仅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全能政府的历史沿袭，也是以GDP为中心的政绩评价机制所导致的政策扭曲。在谋求政绩晋升的锦标赛中，地方官员为了提升经济指标，不惜越俎代庖，干预市场。这也再次说明我国服务型的有限政府尚未真正构建起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各级政府一定要严格依法行政，切实履行职责，该管的事一定要管好、管到位，该放的权一定要放足、放到位，坚决克服政府职能错位、越位、缺位现象。”
在我国深入开展“拍虎打蝇”的反腐败斗争、强化“八项规定”和“四风整治”的作风建设，以及推出权责清单约束权力滥用之际，服务型的有限政府却成了一些官员“为官不为”的绝佳托辞。在新常态下，官员权力的“任性空间”被大大地压缩，权力寻租和腐败风险大为增加，职位福利也大为减少，一些官员将“依法行政”、“有限政府”挂在嘴边，用以搪塞庸政、懒政、怠政与堕政行为。一些官员理政无良策、行政不作为，缺乏工作思路，缺乏创新思维；一些官员在位不在岗、在岗不尽责，碰到难题往外推，遇到矛盾绕着走，看见难点低头走；一些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宁可不做事，但不做错事；一些官员推诿扯皮、庸懒散拖，可办可不办的不办迟办，不打招呼的不办，没有领导批示的不办。显然，这一格局的出现是某些官员有意曲解“有限政府”的内涵，给自己的“为官不为”行为敷衍塞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