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深刻分析不断变化的国内阶级关系，对增强最大的抗战力量，起到了凝聚性主导作用
这首先反映在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认识变化上。1940年3月毛泽东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中，首次从各阶级对待抗日的态度上，特别是对大资产阶级的不同派别对待抗日的态度作了深入分析。他将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欧美派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加以区别，对大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目前的大资产阶级抗日派，尽管在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极端反动政策，作为准备将来投降的步骤，但“他们还愿团结抗日，所以我们还有可能争取他们留在抗日统一战线里面，这种时间越长久越好”。半年后，他还指出：大资产阶级在抗战问题上分为三派：(1)右派，投降派；(2)中派，即顽固派，包括蒋介石，阎锡山，他们又要反共又要抗战，又抗战又准备投降；(3)顽固派中的左派，是可变派。我们对投降派要打倒，完全孤立他们。对中派要团结，同时斗争。对左派要团结，要帮助。1941年6月下旬，他继续阐述对待大资产阶级的政策，指出：“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包括一切还在抗日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内的，是全民族联盟。”在抗日过程中，在全国范围内，在根据地内，“除汉奸外，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一打一拉政策，拉其抗日，打其反共反民主，但目前拉还是主要的，打是辅助的，打是达到拉之手段。”这是根据抗日形势变化所采取的正确方针。对大资产阶级认识上的这个重大变化，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发展。
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还对“中间势力”作了深刻分析，不断扩大中间势力的争取对象。所谓“中间势力”，不仅指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还包括对待抗战的态度。毛泽东非常明确地把争取中间势力提高到关系抗战形势发展的关键意义上来认识，强调党的任务就是争取中间集团的“进步和转变，这一步骤如果不做到，转变时局是不可能的”。在打退两次反共高潮过程中，中共中央明确地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要求逐渐地扩大属于中间势力的对象范围，以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共同抗日。在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后，毛泽东将中间势力扩大为包括：地方实力派，即有地盘的实力派和无地盘的杂牌军；各小党派；国民党和三青团的党员、团员的大部分；中央军中的多数军官和黄埔生等。他指出：我党我军中过去把黄埔生看作一个笼统的反共集团的传统观念是错误的、有害的。在目前严重时局，亟须改正此观念，利用一切机会与黄埔生军人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不要刺激他们，而应以民族至上的观念来打动他们，使他们不肯投降日寇，使他们对反共战争取中立或消极态度。这对挽回危局有重大意义。在1939年后，中国共产党不断扩大中间势力对象，实行争取和团结政策，并极力从顽固势力中分化出一部分作为中间势力来对待。这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也无论对打退两次反共高潮还是共同抗日的斗争中，都起了重要作用。正是由于中共中央的正确政策，中间派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日趋活跃，不仅对于调整国共两党关系，而且对于推动全民族共同抗日，逐渐形成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
（三）深刻分析国民党政府不断变化的对日立场和对共产党的态度，提出“三个坚持、三个反对”等一整套政策和策略，对推动国民党抗战到底起了督促性主导作用
中共中央总结我们党10多年来与国民党打交道的经验教训，深化了我党与国民党的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原则，以推动蒋介石、国民党共同抗日。择其最主要者有：
一是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方针。自1939年始，国民党统治集团内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与我党的摩擦和冲突事件越来越频繁。中共中央指出：抗战出现了中途妥协和内部分裂两大危险，但由于中日民族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同时存在着团结抗战和分裂投降两种可能。党的任务是既要随时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又要竭尽一切可能维护团结抗战局面。是年7月7日，中共中央为纪念全国抗战两周年发表的宣言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10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定指出：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仍然是当前时局中的最大危险。我们的任务仍然是协同全国一切爱国分子切实执行“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方针。这样，“三个坚持、三个反对”成为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基本方针，也是号召全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重要政治口号。
二是揭示了又团结又斗争的多层次多侧面关系，强调以斗争求团结。1940年7月，毛泽东在延安高干会上就团结与斗争关系的不同情况作了具体分析：1.我们历来是强调团结的，今后还是一样——对付一切抗战派；2.我们历来是强调斗争的，今后还是一样——对付一切投降派；3.我们又强调团结又强调斗争——对付一切又抗日又反共的顽固派；4.有时强调团结，有时强调斗争——依顽固派的态度是抗日为主还是反共为主而定；5.斗争为了团结——为了延长合作时间；6.不论哪一方面（政治、军事、文化），目前时期都以团结为主，但不论哪一方面都同时斗争，因为国民党的反共政策是没有变化的；7.即在目前时期，某些地方，反摩擦斗争还可表现为地方高涨，例如苏北韩德勤向苏北根据地的进攻。这种多层面的分析，对应对第二次反共高潮起了重要作用。是年底，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在抗日问题上对国民党又拥护又斗争。在反共问题上，既有现在与将来之分，也有反共的高潮与低潮之分。要根据不同情况来处理关系。总政策是在团结中要斗争，在斗争中又要团结；是统一中的独立，统一是主，独立是辅。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坚持这些原则，既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又维护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三是提出了同国民党顽固势力的斗争必须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原则。上述又联合又斗争关系，既是一个政治原则，也是一门政治艺术。中共中央一直在思索怎么具体把握好这个问题。1939年5月，毛泽东阐释此前提出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原则说：巩固边区有一个方针、两条原则。一个方针，就是“一步不让”，对于人家的捣乱给予无情打击，决不让步。两条原则的第一条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同他讲亲爱、讲团结；要是对我们不客气，就来第二条“人要犯我，我必犯人”。这叫摩擦，人家摩擦来，我们摩擦去。抓紧这条原则，才能真正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战胜日寇。6月10日，毛泽东又提出了“摩而不裂”的“有节”思想。12月，他将上述思想概括为“有理、有利、有节”原则。随后，又指出：“有理”是自卫原则，体现了斗争的防御性；“有利”是胜利原则，体现了斗争的局部性；“有节”是休战原则，体现了斗争的暂时性。坚持这三个原则，就能使顽固派尔后不敢轻易向我们进攻。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的报告中，他还说：“我们始终站在团结国民党抗日的立场上，但遇到反共摩擦则要同它斗争，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日本又不能大举进攻共产党，将国民党引导到对敌斗争一个目标上去。”中国共产党的“三有”原则，为坚持两党合作抗日确立了准绳。正因为如此，两党才最后共同夺取了中华民族抗战的伟大胜利。
抗战胜利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转折。70年过去了，历经各种磨难的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征途上，将铭记历史的经验教训，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始终坚持它的先进性，带领中国人民把国家建设好，去夺取更加伟大的胜利，中华民族真正复兴的中国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