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共产党根据两国三方关系不断变化的特殊格局，适时调整政策和策略，正确把握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对坚持国共合作抗战到底起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主导作用
中国抗日战争不是孤零零地中日两国双方的战争，而牵涉到多国关系和多方利益。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日方战略的调整都深刻地影响着国内两党关系，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抗战形势发展。随着抗战深入展开，中国的抗战形势越来越错综复杂。如果说日本政府是企图吞并中国的疯狂侵略者，那么国民党顽固派则可称为国共两党关系紧张局势的麻烦制造者。处理不好这内外多方关系，中国抗战随时都有中途妥协乃至失败和重新爆发内战的危险。谁能处理好这诸多关系？只有中国共产党。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根据不断变化的国际和国内形势，特别是两国三方关系的特殊格局，适时调整政策和策略，正确把握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才使国共两党坚持合作抗战到底，从而对夺取中国抗战胜利起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主导作用。
（一）深刻分析不断变化的中国抗战形势，正确处理两国三方关系，对引导中国抗战胜利起了领航性主导作用
蒋介石不具宏大的政治战略眼光，既不能把握变化莫测的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向，也拿不出如何领导抗战走向胜利的务实主张。国民党中央政府作为国家主要领导力量，对中国抗战胜利没有起到应有的主导作用，而且还不断制造事端，妨碍抗战的顺利发展。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科学地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正确处理两国三方关系不断变化的特殊格局，使中国抗战不断克服危机，最后走向胜利。
先看国内关系。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虽然进行了一些有影响的会战，但抵挡不住日军的强大进攻。在一年零三个月内，正面战场丢失了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的大片国土。与此相反，八路军、新四军等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既有效地打击和牵制了日军进攻，且自身得到很大发展。两条抗战路线，两种抗战结果，必然影响两党关系。政府当局对于丢失大片国土不恐慌和惧怕，对于共产党力量的迅速和巨大发展却忧心如焚，从1939年初始转向“溶共”“防共”“限共”“反共”。这样，两党关系不断出现紧张局面，乃至在全民族抗战处于困难之时，在局部地区燃起了内战硝烟，统一战线濒于破裂。直至抗战结束，两党关系时好时坏。
再看国际关系对中国抗战形势的影响。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政府把对国民党政府以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改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这对中国抗战有极大破坏力。汪精卫在1938年12月叛国投敌后，日本方面继续对蒋介石集团开展诱降活动。英、法、美等国在德国没有西进吞并一些西欧国家以前，对日本侵华采取“绥靖主义”政策。1940年夏，日本暴露入侵英美殖民地的野心后，英美政府才放弃以牺牲中国利益来换取日本妥协的“绥靖主义”，转而积极拉拢蒋介石加入他们的联盟，以遏制日本南进。到1940年10月，国际上诸多力量对蒋介石或拉、或诱、或援的结果，使他顿时感到身价陡增，开始飘飘然了。毛泽东描述蒋介石的心态说：目前是蒋介石最得志的时候，“他是在干手挥五弦目送飞鸿的勾当”。
这样，中国共产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情况。两党过去的关系主要是阶级斗争关系，我们党对此积累了不少经验。抗战初期，尽管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错，但由于国民党还积极抗日，两党关系总的说来和平相安。但在国民党实行“溶共”“防共”“限共”方针，且在发动反共的武装冲突情势下，如何处理两党关系，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于共产党就成为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困难不在于要不要开展两方面的斗争，而在于如何审时度势，使抵御内阋之争不影响抗击外侮之敌。
中国共产党历经磨难，对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已有深刻认识，对于国际政治的发展趋势也有深刻洞察。毛泽东说：“共产党人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们能够善处自己，又能够善处同盟者。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来对付革命队伍，共产党也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对付反革命队伍。”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抗战形势的逆转和两党关系的恶化，以及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已作了充分思想准备，并酝酿了相应的对付措施，因而两次打退反共高潮时，一方面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另一方面又密切关注抗日战争的发展走势，不仅使两国三方关系的特殊格局没有因两党关系恶化失去掌控，而且迫使国民党政府回到继续抗日的正确方向，为中华民族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积累了政治和军事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