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破对待——实现平等的途径
在谭嗣同的哲学思想中，他认为“对待”是实现平等的障碍，对此他说：“参伍错综其对待，故迷而不知平等。”所以，只有“无对待”，才能进入平等的世界”。这就是说，只有消除一切“对待”，即矛盾的对立，就能达到平等。这就是他所说的“仁一而已，凡对待之词，皆当破之”[27]。那么“对待”是怎样产生的呢？对词谭嗣同他认为：“对待生于彼此，彼此生于有我。我为一，对我者为人，则生二；人我之交，则生三。参之伍之，错之综之，朝三而暮四，朝四而暮三，名实未亏，而爱恶因之。由是大小多寡，长短久暂，一切对待之名，一切对待之分别，淆然哄然。其瞒也，其自瞒也，不可以解矣。[28]”也就是说，事物的矛盾对立，不是由于客观事物本身的性质决定的，而是由于人的主观妄生分别而起的，是人本身给自己创造的。明了这个道理，要想破除对待就有了途径。在谭嗣同看来：只要在主观上不起分别，不生对待，那么所谓的对待就会“自破”的。而要想使主体的主观不起分别，不生对待的有效途径就是：主体本身不去与纷纭繁杂的外部客观世界相接触。对此他说：“苟不以眼见，不以耳闻，不以鼻嗅，不以舌尝，不以身触。乃至不以心思，转业识而成智慧，然后‘一多相容’、‘三世一时’之真理乃日见乎前。任逝者之逝而我不逝，任我之逝而逝者卒未尝逝。真理出，斯对待不破以自破”[29]，而要从根本上解决对待的问题，则要“无我”，达到“无彼复无此，此即彼，彼即此”的“境界，对待也就完全破除了，“无我”也就是“断意识”，谭嗣同对此曾说：“意识断，则我相除，我相除，则异同泯，异同泯，则平等出；至于平等，则洞彻彼此，一尘不隔，为通人我之极致也。”[30]意识一断，一切平等。
四、谭嗣同平等思想的思想意义与局限性
在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中，谭嗣同对历史与现实的批判是激烈而深刻的，这与同时代的维新派相比，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表现出更加激进。谭嗣同勇于揭露专制社会下封建纲常所造成的社会诸多不平等现象，积极倡导平等思想。他所主张的平等，不仅要在中国内部实现平等，而且也要在中国与西方国家实现平等。谭嗣同一面将仁奉为世界的本原，一面赋予仁以平等的内涵和特征，藉此证明平等是宇宙法则。这就从本体哲学的高度论证了平等的正当性和权威性。提升了平等的地位。基于平等的价值诉求，谭嗣同呼吁破除君臣对待，并且设想了破除国家、消解君臣等级而人人平等的大同社会。谭嗣同的“四通”为我们勾画出一幅没有民族压迫,没有君臣贵贱之分，没有男女内外之别，人人目由、平等的世界。他热情地展现了一个和谐而美妙的理想社会蓝图，无情地批判了封建旧世界,然而在新、旧两个世界之间却横亘着一条难以愈越的鸿沟等待着架通，只有架通了这种现实的桥梁，他心目中的理想才能够在中国的土地上变成现实。基于对平等的向往，谭嗣同对“君为臣纲”的批判以及对君主专制危害的揭露围绕着上下隔绝展开，这使他将消除君主专制以及废除“君为臣纲”的希望寄托于平等的推进和实现，而他心目中的平等境界便是消除一切差异的大同社会。在谭嗣同那里，平等与大同相互印证:：一方面，只有到了大同社会，才能彻底实现平等。平等的绝对化和极端化预示着其离现实社会非常遥远，只能存在于未来的大同社会。谭嗣同讲平等不是限于国内而是基于国与国的关系，同时也表现为消灭各种差异的世界大同。有鉴于此，他对大同社会心驰神往、津津乐道，将大同社会视为消灭各种差异而绝对平等的理想境界。谭嗣同不仅描绘了君臣平等的理想境界，而且设计了通往平等的具体途径，与对平等内涵的绝对化和极端化理解一脉相承，他提出的实现平等的方案可谓极端而彻底。在谭嗣同那里，世间的一切差别、对立、不平等都生于“我见”，一旦断灭意识，破除“我见”，自然泯灭差异而直通平等。而这种君与臣乃至人与人之间既无形体之差又无意识之别的绝对平等就是大同状态。谭嗣同提出的“超出体魄之上而独任灵魂之动法，均与现实社会的政治制度无涉，其臻于大同社会的平等途径和理想境界更是在‘无国界’中使现实社会的君主专制淡出了批判的视野，这使谭嗣同对“君为臣纲”的批判以及民主启蒙以思想启蒙告终”[31]。
谭嗣同把最终实现平等的大同世界的希望寄托在宗教上，冀希望于用宗教来治理国家，教化民众，以实现社会的平等。虚无主义情结却极大地冲淡了“冲决网罗”的必要性。为了实现“一尘不隔”、“通天地万物人我为一身”的平等境界，谭嗣同呼吁“冲决网罗”，旋即又宣称“自无网罗”，因为一切网罗都是虚幻的。这就造成了理论上的困惑和行动上的矛盾。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谭嗣同由于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还不可能深入分析社会不平等现象产生的深刻的政治!经济因素，也没有正确剖析不平等现象产生的历史根源，而是把希望寄托在宗教上，强调通过破个人的执见，来作为实现社会平等的途径，这实在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空想。对此，应从不同视角加以审视和评价，一方面肯定其平等思想的理论价值，另一方面也应反思其平等思想的消极影响和局限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