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仰慕梅贻琦，他把自己的教育思想付诸清华大学实践，他提出“通才教育、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并将之贯彻于教育实践中。他主张通才教育，提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人才培养的观点：他认为对于中国的工业化而言，需要的不仅是技术人才，而且是组织人才，所谓“工业建设的领袖”，其“重要性至少不在技术人才之下”，“真正的工业的组织人才，对于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以至于一切的人文科学、文化背景，都应该有充分的了解”。他认为大学教育“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他还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以《礼记·大学》中的名言寄托心中的大学理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我仰慕南开大学的张伯苓，他说：“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他穷其一生心血甚至生命办教育，要他去当天津市市长，他拒绝了；蒋介石几次要他去台湾，他拒绝了。他说我的事业在南开，在教育，我不喜欢政治，我热爱学生，热爱南开。张伯苓为南开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塑造独特的办学实践，培养既体现了学校文化物质又兼具时代特征的大学精神：“允公允能，日新月异。”这一“南开精神”就是热爱、服务社会的奉献精神；自强不息、愈挫愈进的奋斗精神；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敦品诚信的重德精神，博学乐育的人文精神。燕京大学校长、著名教育家司徒雷登称赞张伯苓有“英雄般的品质”：“有一个乐观的性格，有卓识远见，有无尽的热情，有洁白无瑕的道德品质。”
而复旦大学的创始人马相伯践行“学术自由，思想自由，政罗教纲无羁绊”的复旦精神；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努力发扬“爱国主义思想，学术自由思想”为本的“共和精神”；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提倡“团结、民主、进步、学术、自由”的“沪江精神”，都令人心驰神往。
我仰慕西南联大的精神，在抗日战火纷飞的时候，在生死不可预卜的情况下，西南联大以大学应有的超凡品格，卓然立于世界大学之林，担当民族大义，培养救国人才，探寻科学真理，坚守民主精神。冯友兰先生在西南联大解散时的纪念碑文上总结时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这就是大学之精神，大学之品格，大学之境界。
我仰慕燕京大学创始人司徒雷登校长，他是一个美国人，但在华五十年，精通中美文化。他办燕大的目的是办一所“对中国有用的大学”。他说：“燕大应当是中西两种文明中那种永恒价值的融合场所。”他做到了。他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在今天看来，就是自由、实事求是、追求真理、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他以此培养人才，由此，燕大造就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对中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曾筹集巨款办燕大，却晚景凄凉，但他一生热爱学生，热爱燕大，他在美国去世，临终之前，遗嘱是把他的骨灰安葬在燕园。他至死情系教育，情系燕大。
北大如海，辽阔汪洋，恣肆奔放；南开如山，坚韧严谨细致；燕大如水，中西合璧，中西一治，水乳交融；清华如天，蓝天白云，透彻无瑕。
还有很多，这时一大批教育家诞生了，他们都有共同的品质：他们人格高尚，他们都有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他们有教育救国和教育兴国的理想，他们有先进的教育理念，他们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他们热爱学生，大爱无疆，他们有追求教育的坚忍不拔的意志，有义无反顾的勇气。他们在教育实践中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他们所留下的教育遗产至今还在惠及我们今天的教育。
秉承先贤的教育理想和精神，我以他们为榜样，孜孜不倦地学习。他们在我心中始终是一座座丰碑。但我十分清楚，他们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不断地学习，从古今中外中学，从实践中学。我深知自己的浅陋。我先后两次到美国加州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学习教育，领略世界教育的先进精神。我从古今中外的教育先贤中学习，学思想，学人格，学精神，学理念。在中国，我要学习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学说，以及他们的精神，特别要学习中国近代的教育家、教育学家的实践和学说，吸取精华，充实自己。
我从事教育二十年。这二十年中，我最大的满足是我大体知道了一点教育应该怎么办。虽然愚笨，懂得太迟了，但毕竟是懂了一点。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所谓是朝闻道夕死可也，最怕最可悲的是从事教育一辈子而不知道教育为何事，如何办教育，贻误子弟，贻误国家。
我知道办教育很艰难，但不论怎样，要努力去做，能做一点就做一点，尽人事而听天命。我曾经听人说过：教育事业是千秋万代的事业，教育事业是千家万户的事业，教育事业是千辛万苦的事业，我们还得千方百计地去办教育事业。我曾经好几次想放弃教育事业，但我还是回到现实，对教育割舍不下，学校、学生的印象始终在我脑海中浮现，教育成了我的生命。
于是，我提出了一些教育理念，我结合现实以及可行性，把古今中外的一些教育文化优秀成果结合起来，提出了办大学的几点理念：
我重新厘定了校训，把国师的院训重新作为校训，即“仁爱精勤”，并进行了阐述：始终倡导师范仁道，追求高尚；始终倡导爱人以德，追求和谐；始终倡导研精思覃，追求真理；始终倡导勤奋踏实，追求卓越。
我提出大学要有五种精神：敬业精神、奉献精神、博爱精神、包容精神和创新精神。
我提出了大学之境界：国际视野，天下情怀，探索不止，追求卓越。
我提出了立足于国际化来培养人才的四点规则：模式上着眼国际视野，文化上注重开放包容，价值观走向普适伦理，规则上接轨国际惯例。
我提出了治校的方略：人才强校，学术立校，改革兴校，民主治校。
我想，既要吸取古今中外教育的先进理念，也要体现时代精神，大学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而真正大学的宗旨是不会变的。
我一点一滴地实践这些理念，我想，做一点就算一点，不求惊天动地，不求跨越式发展，但求小步快跑，日有所得，水滴石穿。我相信，古语讲得好：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我行走在教育崎岖的道路上，我有喜悦，也有沮丧，但还是坚持走下去。虽然我做不了什么大事，做点小事还是可以的。回到文章的开头，其实，人生很多理想都会破灭，如同柳絮，飘得无影无踪，能保留下去又能追求不懈的就剩下了这么一点，我想这也是幸福的。我知道，我一生不管如何努力，都成不了教育家，这有先天的不足，也有后天的困顿。虽然教育家是我梦寐以求的理想，但其德，其才，其境界，其意志，我都与教育家无缘。但教育家的理想我还是要有的，中国有一句老话：法乎其上，得乎其中；法乎其中，得乎其下。理想大一点，目标高一点，这样会促使我不致于懈怠，不致于颓废，但求无愧于心，不贻误国家，不误人子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