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教育的作用可谓大矣。一个国家要走向现代化，要成为一个民主、自由、文明的现代化国家，教育是根本。一个愚民的社会，会产生无穷的野蛮和贫困，无穷的残酷和专制，无穷的混乱与纷争。特别是一个现代民主自由国家的基石是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是民主政治的基础。
这一点，我想起了二百三十多年前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对教育的看法。他认为教育能在天生的基础上塑造新人，改造人性中的邪恶与堕落，使之具有道德和社会的价值。教育也是民主政治的保证，一个民族不可能长期保持在无知而又自由的状态。他认为，教育的任务主要有两个：一是训练公民懂得自己的社会责任，使之既能与专制独裁领袖作斗争，又能审理重大的有争议的问题；二是造就倾向于按民主方式进行治理的有知识的领袖。他认为，一个没有受到良好教育的公民的国家，不可能建立起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自由民主的国家是建立在受到良好教育的公民社会的基础之上的。要防止权力堕落为暴政的有效手段，便是在实际可行的范围内普遍地启迪人民的智力和理性，这就是教育。他强烈批评当时的一些当权者不懂教育，不知道教育的重要性，他说：“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安全，知识就是幸福。”
杰斐逊把教育提升到人民自由幸福、国家长治久安、保障政治民主以及执政者廉能的高度，真是高瞻远瞩，振聋发聩，这虽是他在二百三十多年前的教育思想，但至今闪耀着光辉。
实际上，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国家要长治久安、繁荣昌盛，永远离不开四点：一个是受到良好教育的公民社会；一个是民主制度；一个是市场经济；一个是信仰。这四条相辅相成，而受到良好教育的公民社会是基石。教育是打开现代化之门的钥匙。罗斯福讲人类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贫困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要建立这样的世界，我认为还要加上一条，人类要有免于愚昧的自由。我想，这些的关键都在于公民有良好的教育。
世界上最神圣最难的工作就是教育和政治，世界上最难造就的家是教育家和政治家，要成为别的家都十分难，但最难的是真正的政治家和真正的教育家。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能称得上教育家的人不多。从春秋战国时期一直到晚清，称得上是教育家的没有几个，真正耀眼的名副其实的是孔子。到了中国近代，才出现了一批教育家。为什么教育家这样少呢？这不仅因为教育家的产生和成长需要有合适的土壤，而且教育家实在是比任何其他家都要求高。
教育家要有始终如一的教育理想，即教育救国和教育兴国的理想，抱着这一理想，终生不渝，义无反顾，不因为清贫而改变理想，也不因为艰难而改变理想。这是教育家之所以成为教育家的不竭动力。
他由衷地热爱学生，大爱无疆，用博大的胸怀去爱学生，去包容学生，包括学生的优点和缺点，包括美丽和丑陋。他要通过教育，让孩子们内心充满希望。这样的爱，没有任何私心，没有任何杂念，是纯洁的爱，是无私的爱，是博大的爱，是学生一天骂你八遍也不变的爱。因此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这种爱不是耍嘴皮子，不是作秀，而是他的血液，是他的灵魂，是生活方式，是思维方式，是一切言行。
他有高境界，有人格魅力。他无私，他大度，他文质彬彬，人格是高尚的。他正义，正直，心灵是纯洁的，像万里蓝天无一朵乌云，他做事做人不是以利为动机。冯友兰讲，人生有四种境界，由最低的说起，这四等是：天然的“自然境界”，讲求实际利害的“功利境界”，“正其义，不谋其利”的“道德境界”，以及超越世俗，自同于大全的“天地境界”。教育家达到了第三种道德境界或第四种天地境界。他超然物外而又济世育人，他履行佛家所说的：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他坚持追求至真、至善、至美的崇高境界，以及对人类的终极关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