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拓说，“断崖式”降级处分在以往很少见，也很难想象。近两年一些干部受到“断崖式”降级处分，是中央在干部能上能下问题上的一种新的制度探索，下一步就是要界定和明确干部降级的认定标准，哪些官员该降级，该降几级等。
要让降级的干部信服，要让降级真正起到作用，给干部队伍形成一种警戒，还要避免有些官员在降级降职后消极怠工、不去上班、变相退休等现象。如果这些现象得不到纠正，只会让降级制度的执行和公信力大打折扣。“降级说到底还是一种处分方式，也不能把受处分的干部一棒子打死，降级说明党和政府对干部留有机会，通过努力工作是否还有正常的上升渠道也应明确。”田湘波告诉记者。
近两年百姓反响较大的被问责官员悄然异地复出的问题在这次《规定》出台后也将有更清晰的界定。记者调查发现，从2008年以来50余起官员免职事件中，已经有超过半数被免职官员复出。李拓告诉记者，当然不能轻易地让被问责的官员断送政治前途，也应该给他们复出的机会，但是问责后到底多久可以复职，是原级复职还是降级复职，复职后是否还可以到重要领导岗位都是需要研究和探讨的，《规定》也需要把相关制度细化和公开，否则就可能会让老百姓认为官员免职只是走过场。
“能上能下”
对高效廉洁政府建设影响深远
“不可否认，干部能上不能下的现状，与我们的干部只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对下负责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和监督措施有着直接关系。因此，必须建立对下、对群众、对人民负责的权力运行机制、制度，把对下负责设计成干部人事制度的核心。”李拓对记者说，“这也能有效堵住已经曝光出来的一些地方一些干部不求努力工作，而是靠拉帮结派、买官卖官谋求升迁的渠道。”
李拓同时认为，干部懒政怠政是一种隐形腐败。由于没有正常的退出降级机制，很容易导致“懒官”“庸官”在领导岗位上混日子、熬级别，造成了不健康的制度生态。
当然，在治理官员不作为、慵懒怠政的现象下，有些地方已经在探索和尝试，例如贵州省黔西南州就实施了“不胜任现职干部召回”的管理制度，通过绩效考核、民主评议、明察暗访、“负面清单”等，精准定位庸政懒政干部并将其纳入召回行列。
“领导干部队伍要是不能形成一个上下流动、健康有序的环境，就如同没有源头活水，将使得领导干部和基层公务员失去正面激励，也就缺少了正面的用人导向，只有什么样的人‘能上’、什么样的人‘能下’的制度体系建立起来后，才会产生倒逼效应，警示那些庸劣者要么让位退出，要么干事增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田湘波说。
“要通过干部能上能下和科学管理，真正让想干事、有担当的受到重用，受到激励，慢干的受到鞭策，不想干和乱干事的人受到惩罚，才能把干部的思想和精力凝聚到改革创新发展上来。”齐卫平最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