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激励机制中的功绩制度、奖励制度和处罚制度等只有在干部管理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后，《规定》的落实才能得到保障，而且通过不断的政治理念的更新，职业荣誉感、干事成就感的提升，破除只重职位晋升的指挥棒，将职位与职级分开，让职级与考核奖励、工资收入等挂钩，让难以晋升者获得经济等方面的回报，才能解决“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和“人浮于事”的困境。
中组部近期也多次提出，县级党政正职要以45岁左右为主体，要注意使用其他年龄段和实践经验丰富、干事能力突出的优秀干部，防止在年龄上搞“一刀切”，形成一支结构合理的干部队伍，这也是打破唯年龄论、唯资历论的明显信号。
齐卫平说，要保证把合适的人“选上来”“推上去”，什么样的人才是合适的？制度保障和程序公正就显得极为重要，岗位任职资格制度、推荐选举制度、提名和决策制度、公开选拔制度、干部交流退出制度、干部考核制度、监督制约制度等都在于打破旧的封闭的人事制度，真正让有能力、敢担当、有本领的干部成为改革事业的主力军。
破除固有观念
把庸官贪官“筛下去”
中国官员“能上不能下”的风气由来已久，在传统“奖功不罚过”的心理暗示下，“下”成为绝大多数官员难以被触碰的底线。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李拓说，“当前要解决的最突出问题就是干部不能下、不愿下、下不来、下的渠道不畅、机制不全、缺少氛围等现象，《规定》的出台，将建立起一套可操作的干部能下机制和制度，也为解决干部‘能下’问题提供了有效遵循。如果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能下的氛围，就会形成一种官僚文化，这与我党的执政理念是相悖的。而‘能下’就是要向既得利益者自身开刀，难度可想而知。”
以前在人们的印象中，组织部管提拔，纪委管审查，也就是一个管“进”，一个管“出”；一个管“上”，一个管“下”。但《规定》的出台将打破原有部门的职责权限，让干部不再是“熬到年头”才能上，“违法犯事”才能下，将会把那些在其位不谋其政、能力素质不适应岗位的干部调整下来。
中组部一个负责同志告诉记者，这次《规定》明确了六种“下”的渠道，分别为到龄免职(退休)、问责处理、健康原因调整、任期届满离任、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违纪违法免职。首次明确的不适宜担任现任职务的具体情形，主要包括政治上不守规矩、廉洁上不干净、工作上不作为不担当或者能力不够、作风上不实在等。在调整程序上明确了考察核实、提出调整建议、组织决定、谈话、履行任免程序五个步骤，还明确了干部的调整方式为调离岗位、改任非领导职务、免职、降职等方式。这无疑打破了原有官员“铁饭碗”的保守观念。
李拓认为，《规定》不仅可以在人事制度上体现出新的改革要求，还可以解决三个难点问题，就是“断崖式”降级是否可以制度化、官员淘汰是否有标准有说服力、问责官员再度复职是否也可有规可循。
2014年7月16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云南省委原常委、昆明市委原书记张田欣和江西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赵智勇被开除党籍的同时，均被取消副省级待遇，张田欣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赵智勇降为科员。从副省部级降为科员，赵智勇罕见地连降7级，被舆论形象地称为“断崖式”降级。之后，原江西省政协副主席许爱民，原乌鲁木齐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副书记、主任蒙志鹏也均受到“断崖式”降级的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