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讨论的是，父母往往认为“儿童留守”是更加理性或者合理的选择，但是实践的结果却可能是带来的新的不利因素。日益有更多地研究和社会实践来证明这种家庭分离的儿童留守实际上是“非理性”的。儿童留守的家庭生活模式似乎是一种合理协调的迁移和家庭生活的安排策略，但是对于家庭生活和儿童未来发展实际上是具有长远的害处。例如父母不陪伴身边的子女社会化过程和子女学习教育将会受到很大影响，家庭分离也会导致家庭生活的疏离、导致家庭功能的更加脆弱，引发青年儿童的心理问题及对家庭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家庭分离会带来子女缺乏家庭给监督容易受到不良伙伴群体的影响，甚至走上犯罪道路。数据也表明留守儿童的高中阶段辍学率是更高的，留守儿童对于他们未来就业的经济收入实际上是具有更显著地负的影响（吕利丹，2010）。这些对儿童和家庭长远发展的不利后果，实际上还并没有被充分重视和被强调。那么儿童留守是一种表面上的“理性”，但是实际上是“非理性”的。在城镇化和人口迁移流动的初期，迁移流动家庭往往被一些具体现实问题、短期问题所困扰，而不得不选择子女留守和家庭分离，如果更多的实证事实和社会宣传揭示出儿童留守对子女成长和家庭发展具有损害，则会更好地帮助迁移流动家庭实现更科学的理性决策，使他们能够更完整地衡量利弊，减少儿童留守和家庭分离的出现。同时，也正因为“儿童留守”实际上不是迁移流动家庭想象得这么“理性”，它合理但是并不科学，实际上对个人家庭和社会发展具有一系列不利的影响，则更显示出“大留守”背后的“社会被迫性”，更要求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公共部门通过制度建设来应对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帮助迁移流动家庭能够维持完整的家庭生活。
在迁移流动过程中加强对家庭生活和发展的支持
动员各种力量为留守儿童（包括流动儿童）提供服务和支持是重要的，例如留守儿童很多属于“隔代抚养”，他们的学习教育成绩一般会更差，对他们的学习辅导和教育支持显得更有必要；例如留守儿童心理上的孤独感、抑郁性问题更显著，他们遇到困难时的父母支持更弱，就需要社会力量对留守儿童提供更多的关怀。需要通过政府的财政支持、政策支持，需要通过地方团委、妇联、学校、农村村庄社区、宗族和各种社会组织来帮助对留守儿童提供社会支持，开展社会工作，来实现对弱势群体的帮助。
但是，儿童留守更深层次的问题还不是“儿童的问题”，实际上它揭示出城镇化过程中“家庭的失败”。儿童的成长和发展是家庭的基本功能，是家庭承担劳动力再生产的基本应有之义。留守儿童实际上意味着家庭发展在城镇化时代中被撕扯碎裂，甚至意味着家庭的劳动力再生产的基本功能都被破坏了。这样看来，留守儿童还并不是“移民家庭理性的迁移决策”，而是“移民家庭无能为力的生活安排”，映射出城镇化和大迁移时代中家庭运行的分解和家庭发展能力的破坏。
为了家庭生活更加幸福的人口迁移，以及出于家庭发展最优选择的迁移决策，却实际上带来了家庭自身功能的破坏和家庭发展能力的衰落，这是一种非常自相矛盾、却是真实两难的结果。因此，在大迁移时代中应对留守儿童问题，不仅仅是要努力帮助在农村中留守的儿童，为他们存在的各种生活风险提供社会支持，更应着眼于帮助家庭，为城镇化过程汇中迁移流动人口的家庭生活和家庭发展提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