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更加注重对政治学资源的挖掘和创新工作
中国传统政治学资源指的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政治思想、政治哲学、政治制度的总和。 这四者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交叉、相互连接，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政治资源。广义的政治文化包括政治思想和政治心理，其中政治思想构成政治文化的核心，政治心理和观念则是政治文化的表现形式。狭义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指“中国特有的、在过去产生的、经历了历史的社会化过程、至今仍在政治生活中有影响的东西，是积淀于中国民众心理层面上的政治价值与习惯取向，是中国政治物体和政治运作的观念依托。” 换言之，政治思想主要是研究历史上重要的思想家、思想流派的思想内容、时代背景、思想价值、思想变迁和历史局限等。而狭义的政治文化则是研究的是历史上民众 “特定的政治取向----对政治制度及其各个部分的态度，对于自己在这种政治制度中的作用的态度。” 政治哲学是“‘是对有关公共目的、信念的理性判断和估价’，简单的说，也就是每一历史时期思想家对于应然的社会政治生活的判断”。 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是思想家关于政治现实应然状态的思考，其与实然的传统政治文化和政治思想研究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政治制度史研究对象是中国历代的国体与政体，包括国家机构的组织形式和结构形式，政府的政策与法令，以及国家机构的运行和政策法令的执行情况。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资源虽然主要包括有形的政治制度和政策法律，但是其在长久的演变和传承过程中逐步发展成一种制度文化，保障制度稳定、有效运行。同时，政治制度也是运用、体现和维护某种政治文化、政治思想、政治哲学的外在形式，政治哲学、文化和思想也通过对现实政治的解读和论证，维护政治制度合法性。综上所述，政治制度、政治文化、政治思想、政治哲学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政治学资源。
深入挖掘和创新中国传统政治资源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历经磨难，但文化和制度传统并未中断。其间，“自强不息”的政治文化、“以民为本”的政治思想、“天下大同”的政治哲学、“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等构成了中华政治传统的核心。政治传统在不断传承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更新与修正，以适应千变万化的社会政治实践。可以说政治传统像血液一样，在中国社会的躯体中流淌，形成人类文明史中独特的传统、发展脉络和演变逻辑，规定着中华民族政治建设和发展的方向。就像古人杜牧曾经说过的：“丸之走盘，横斜圆直，计于临时，不可尽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之不能出于盘也”， 传统政治成为中国当代政治建设和发展的背景与起点，为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进程提供了天然的营养库。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既要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方法，结合中国的政治实践，广泛批判、吸收和改造国外政治学资源，又要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正确认识和深入发掘传统的政治学资源，使中国政治学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实现本土化，为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寻找厚重的基础。
随着西方文明的强势入侵，“现代化”逐步成为“传统”对立名词。中华文明被认为是“传统”的代表，其中包含的许多因素与“现代化”水火不容，比如专制主义、官本位、人治原则等。诚然，中国传统政治资源中存在许多糟粕，其中许多制度和文化依然困扰着中国的政治建设和发展，诸如规则意识匮乏、官本位思想盛行、权力制约和监督制度不健全等。但这并不能作为否定传统的原因。中国政治传统本身“包含着过去、现在、未来的因素，它将世世代代的社会主体连接起来，成为人们从事政治活动‘天然’的社会条件”， 中国政治现代化本质上是在“传统”基础上的现代化，是通过不断改变传统政治中的不合理因素，发掘经过数千年政治实践验证行之有效的宝贵经验的过程。
近代以来，在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下，中国社会夹在传统和西方文明之间，陷入认同危机。中国一方面认同和追求西方所倡导的民主、法治、权利，另一方面西方政治原则在中国社会推广的过程中却显现出种种水土不服，比如西方社会运行平稳的竞争性民主在中国基层民主中很容易出现“群族分裂”、“贿选”、“村霸控选”等。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化，人们开始怀疑和批判带有“西方中心主义倾向”的经济政治模式。“我们是谁？”“我们属于哪儿？” 等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获取自我认同的重要方式是需找中华民族政治文明的根与血脉，发掘代代相传、不断积累和更新传统的政治资源。中国传统政治资源中完备的政治分工制度、官员选拔与管理制度、“民本”的政治理念，“和谐”的政治理想等都曾对人类政治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随着全球化的深化，人类社会也面临一系列共同的挑战，比如治理危机、生态危机、宗教冲突和民族冲突等，西方政治模式在应对这些挑战是显得力不从心。许多中西方学者都将目光投向了中国传统政治资源。因此，围绕现实问题，深入挖掘和创新中国传统政治资源，中国政治学可以继续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做出贡献。
政治学恢复三十年来，中国传统政治资源的整理、发掘、研究和创新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看，在政治学恢复初期，学界便对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特点、学科结构、研究对象、核心概念、基本方法、学科价值、研究方向等做了清晰的界定。同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确立了以政治学理论和方法为视角，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家和思想流派的思想内容、社会背景、演变规律、历史局限等进行了较为系统整理。 其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逐步深化、细化和多元化。通史研究逐步深化，在断代史研究的基础上，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的研究取得重要进展，几乎涉及了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学派和重要学者的政治思想。代表性的著作有朱日耀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曹德本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以及刘泽华主编的多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层次不断丰富，除了政治思想学派研究、政治思想人物研究，还出现了政治思潮研究，中国近代转型时期的不同群体的政治观念被纳入了思想史的研究范围，政治思想与政治现实结合的更加紧密；政治思想史研究与当今中国现实紧密联系，通过挖掘与阐释传统政治思想中的治国理念、政治方略、管理方法等，为中国当代政治建设与发展提供理论资源； 专题类研究逐步增多，围绕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方法、研究历程、政治思想家的专门研究、特定政治命题的研究等专题研究逐步增多，表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逐步走向深入。
从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看，政治学恢复以来，制度史的研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通史和断代研究稳步推进，清晰的勾勒出中国政治制度从先秦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的历程，代表性著作有王汉昌等著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略》、张晋蕃等著的《政治制度史》、李进修的《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纲》、韦庆远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白钢等主编《中国政治制度通史》（1-10卷）、浦兴祖主编的《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谢庆奎主编的《当代中国政府》、朱光磊主编《当代中国政府过程》等等；专题研究百花齐放，中国政治制度史的专题研究涉猎广泛，基本涵盖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方方面面，包括司法制度史、选官制度史、文官制度史、军事制度史、行政制度史、监察制度史、民族与宗教制度史、乡里制度等； 政治制度史研究日益体现出现实性。随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中国一方面从国外借鉴先进的公共管理、绩效评估等制度，另一方面开始深入发掘和探析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中优秀的遗产，并深入探讨传统制度的利与弊，尤其是文官制度、监察制度、行政制度等，为当今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供借鉴和参照。最后，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方法不断更新。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不仅仅局限在具体制度的描述和总结，开始更加注重政治制度与政治机制、政治文化、民族、经济等因素之间的联系与互动。同时，打破史学方法一支独大的局面，开始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广泛运用政治学理论与方法，包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与方法，以及引入其它相关学科的方法来扩展政治制度史研究的视野，比如余华青的《中国宦官制度史》注意从心理学、生理学角度探讨宦官的心理特征、行为方式以及其对政治制度的影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西方新制度主义学派的兴起，许多学者开始运用新制度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描述我国政治制度的变迁。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呈现出多头并进的局面，打破过去以儒家、道家政治哲学研究为主的局面，新儒家、法家、兵家、阴阳家、佛学等政治哲学研究逐步开展，研究主题涉及伦理、人性、和谐、公共、民本、德治、权力、权利、权术、王权、合法性等主题。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方法、逻辑以及现代化困境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深入剖析传统政治哲学，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理论资源。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研究得到重视。 研究内容包括：中国古代和近代政治文化的具体内容、演进逻辑、变迁轨迹、变化原因、历史背景、社会基础、性质特征等；研究主题包括：官文化、廉文化、民文化、法文化、德文化、公文化、和文化、礼文化、家文化等等；研究视角包括：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的对比视角、传统政治文化与现有政治现象和制度的联动视角、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视角、中西政治文化对比的视角，等等。
三十年来，中国传统政治资源挖掘和创新地位提升、内容拓展、方法创新、体系完善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进入而立之年的传统政治资源的挖掘工作也进入了关键时期。中国政治资源经过数千年的积累，作为独立学科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和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也经过近百年的发展， 为当今中国政治资源的研究创造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在改革开放继续深入的新形势下，继续系统、全面、深入的推进传统政治研究，为中国政治和中国政治学的进一步发展建言献策提出了挑战。为实现中国传统政治资源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设。
其一，研究体系系统化。体系完善、逻辑严谨的研究体系是学科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中国传统政治学资源纷繁复杂，不但涉及到制度、机制、法律、文化、思想等多重研究对象，而且涉及宏观的国家制度、中观的学派思潮、微观的个人思想等多重研究层次。而且从方法上看，从先前支撑中国传统政治资源研究的政治学和史学两大方法，发展到哲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种方法百花齐放的局面。如何整合不同学科、不同层次、不同方法的研究，成为中国传统政治资源研究工作健康发展的基础。首先，应该在已有的研究体系、结果、层次和方法的基础上，根据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特点的不同，明确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哲学史、中国政治文化史研究的定位，避免因定位不准、体系混乱带来的学术内耗。其次，加强不同学科、不同方法、不同层次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随着学术研究的细化和不同学科交叉化，发展较为成熟的政治学子学科之间也出现交叉化的趋势。通过综合研究一个时期的制度、思想和文化无疑会提升研究的解释力和说服力。而一些交叉学科的出现则开拓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比如制度文化研究等。因此，在明确各个学科分工的同时，尤其应该加强各个子学科之间的交流、合作，从而实现相互促进、协同发展。
其二，研究目的时代化。当前，中国传统政治学资源的研究的定位属于政治学基础学科，发挥着支撑起整座政治学大厦的支柱作用。但是，基础研究并不意味着纯学术的思辨研究和理论研究，围绕中国政治现实，尤其是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和发展的中重大和迫切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成为政治学任何子学科，包括基础研究的发展方向。应该注重政治思想、制度研究中应用型思想、应用型制度和应用型策略的研究，比如注重发掘古代人事管理制度、监察制度、治国思想、政治方略等，同时注重应用性研究的积累；注重围绕现实问题展开研究工作。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民主建设、行政改革、治理模式、和谐政治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经验迫切需要从中国传统政治发展角度进行总结、阐释和升华。而中国政治发展中出现的腐败问题、政治参与问题、基层治理问题、收入分配问题等也迫切需要从传统政治中寻找根源和策略资源；在巩固和深化基础研究的同时，要始终关注政治现实和政治理论发展动态，主动抓住新机遇、发现新问题、迎接新挑战，使传统政治资源的研究工作始终走在学术和实践前沿。
其三，研究过程开放化。“政治学研究充满生机和活力，其灵魂和奥秘（也）在于创新”。 中国传统政治资源的研究一直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创新、不断开放的理论体系。在新时期，面临新任务与新挑战，中国传统政治资源的研究工作必须保持和深化开放的力度。首先，克服学术开放和学风浮躁之间的矛盾。中国传统政治资源的研究需要继承中国传统史学研究所强调的扎实的学风、全面的资料和谨慎的分析，通过扎实的一手资料和文献的分析，还传统政治思想、制度和文化以本来面貌。克服因为刻意求新、求变而导致的空中楼阁式的杜撰和断章取义式的评价。其次，克服学术开放和学术立场游移之间的矛盾。近代以来，由于西方文明的强势入侵，中国学者在寻求民族自强的时候将目光投向了西方的政治制度、政治价值和政治方法。中国学者一直被困扰在中西文化之间，中国政治资源的研究工作“一直处于左右摇摆、中西无以适从的尴尬境地。这里，既包括政治屈辱、反对霸权主义的民族自尊，也包括对悠久民族历史文化的自豪感，对自己文化价值取向的坚守，以及文化心理的惯性和定式。” 其实马克思主义为解决传统政治资源研究中立场与定位问题提供了有效的方法。通过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方法，尤其以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原则，“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 加强传统资源的研究与世界接轨的程度。再次，广泛借鉴和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扩展传统政治学研究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视角。一方面强化其与政治学内部各个学科的联系，促进学科内部的交流与合作，另一方面吸收其他学科，如将统计学、计量经济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实现全方位、多角度等互动型研究。
其四，研究资源充足化。学科的发展需要充足的资源，传统政治资源的研究由于其学科特点，对学科发展所共同需要的人才队伍、学科地位、资料信息等资源有着较高的要求。由于传统政治资源研究的交叉学科的特点，其发展需要大量高质量的复合型人才。不但要具有政治学的理论背景和问题意识，而且要具有扎实的史学功底，具有较高的资料收集和原典阅读能力。同时还应具有高度的学术敏感性，能够站在学科发展前沿，通过借鉴和创新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促进本学科的发展。由于传统政治资源研究的史学特点，其发展需要大量的一手资料，资料的整理和分析需要大量资金和时间资源。政治传统资源研究的成果是其它学科学者研究的重要基础和参考，换言之，政治制度史、政治思想史等研究是其它学者研究的“二手资料”。如果作为基础理论的研究也是基于大量的“二手资料”，其信度和效度必然大大折扣。因此，要加大对传统政治资源研究的资金投入、放宽研究时限，扎实、全面的做好资料收集工作。由于传统政治资源研究的理论性特点，相对于行政管理、公共政策等学科，其受重视程度相对较低，人才培养、课题分配等处于相对弱势地位。而且，中国政治思想史、制度史、文化史、哲学史相对于西方政治思想史、制度史、文化史、哲学史的研究，也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因此，一方面必须加强中国传统政治资源研究的人才培养力度，以培养高水平的研究者为核心，逐步形成和积累具有较高学术素养的、稳定的研究梯队。另一方面要加强学科投入，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重大课题、岗位级别、职称指标、招生名额等学术资源需要向中国传统政治资源研究适当倾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