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网：此次全面深化改革不仅涉及经济改革，也包括政治改革，但网上有一些人似乎对这一点不以为然，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谢春涛：你说的这种情况我注意过，在有些人看来，好像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更多地聚焦于经济方面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推进不快，甚至有人认为根本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种提法我不以为然。过去有政治体制改革，今天更有政治体制改革。
首先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我国领导人由终身制改为任期制，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改革。过去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很难在他在世的时候纠正，就跟职务终身制有关系——职务终身制必然带来个人专断，必然带来个人崇拜。但是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领导全党建立了干部退休制，后来十六大实现了中央领导层的整体平稳的新老交替，十八大又一次新老交替，而且力度更大，这当然是政治体制改革。其实，十八届三中全会规划的改革方案是非常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而且政治体制改革讲到的几个举措也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首先来说，要实现人大制度的与时俱进。人大是权力机构，我国的一切权力归于人民。从职权上看，人大的权力可以跟任何一个国家议会的权力比，不比他们少，不比他们小；从人大代表组成上看，我们的全国人大代表当中有来自精英阶层的，也有来自普通老百姓的，农民工、洗脚妹都有，来自不同阶层的人都能够在人大的平台上代表他们所在阶层发出自己的声音。
但人大制度也需要与时俱进，在几个方面进行进一步改革。要逐步降低人大代表当中领导干部的比例，要进一步扩大来自基层的一线代表的比例，这显然有助于我们基层的代表在人大的平台上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要真正落实一府两院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的制度。一府两院由人大产生，这个大家都清楚，但是对人大负责却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一些地方政府的领导很任性，“拍脑袋决策、拍屁股走人”，类似这样的现象过去是不少，有些该经过人大讨论的事没有经过人大。现在强调真正落实对人大负责的制度，尤其是今年人代会修改通过立法之后，那么有些地方政府要再像过去这么任性就很困难了，这样的改革显然也是有意义的。再比如强调人大要加强对政府预算决策的审查监督——这更有实质意义了，甚至我觉得这样的民主比选举市长、副市长的民主要重要得多。因为财政资金是纳税人的钱，这些钱怎么花？用在谁头上？人大当然要过问。所以我想这样的人大改革能够得到很多人的支持拥护，能更好地发展我们的民主政治。
十八届三中全会当中提出的另一个重要的改革举措，就是多层次广泛制度化发展协商民主。协商民主是很有特色的一种民主形式：你讲你的诉求，我讲我的诉求，既不会完全按照你的意思来，也不会完全按照我的意见办，但是在协商的过程中能够逐渐形成新的共识，那么在有共识的基础上再做出决策就容易得到实施。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协商民主在中国政治当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体现，包括政党协商、政府协商、群众组织协商，方方面面都在推进。尤其是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建立依法决策的机制，协商已经成为决策过程中必须的一个程序。还有刚才提到的建立健全基层民主制，其中特别强调要建立健全村务监督制。另外一个领域的改革严格来讲也可以说是政治体制改革，那就是司法改革。十八届四中全会后有人统计，司法改革有190多条。所以，中央十分重视政治体制改革，有些人的观点我是不赞同的。
求是网：在您看来，中国当前所推进的改革，是不是在很大程度上吸取了苏联改革失败的教训？所以当前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够比较稳妥地推进，同时获得百姓的真心拥护？
谢春涛：你说的很对。中国的改革显然比要跟苏联当年的改革推进得好，这一点不光中国人这么认为，西方人也这么认为，原来苏共一些政治家、理论家更是这么认为。我记得2006年我有机会去了一趟莫斯科，与原苏共的一些高官会面时，这些人几乎异口同声地表达了对中国改革的羡慕。他们讲到，中国的改革是从经济领域改起的，是从农村改起的，这样的改革给老百姓带来了利益，因此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但是苏联的改革是从政治领域改起的，鼓吹所谓公开性、民主化，这样的改革最初一度使他们自我感觉良好，甚至当年我们国内党内也曾经有人羡慕过，但是苏联百姓却表现得很漠然。因为这样的改革几乎和老百姓没有关系，他们的生活依然困难。同时在这种公开性、民主化的名义之下，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极端势力都跳出来了，苏共当局想维持这个局面都难。后来苏联领导人意识到应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但是他们又操之过急，采用了什么“500天计划”，当然不可能成功。我想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和他们的改革失败是有着很大的关系。与之相对，中国先从经济领域改起，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再不断推行政治改革，而且改革是渐进式的。显然在这些方面，中国的改革是成功的，而且比苏联的改革要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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