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把权威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防止在推进民主的过程中由于权威丧失而陷入混乱？最重要的有两条。首先，要给出民主的路线图，取信于民，使公众有理由相信，现在加强权威不是专制，而是有序民主发展的条件。中国发展的独特道路，表明它不能简单模仿别人，这就更需要有对未来走向的认真设计和明确表达，仅仅靠从意识形态上强调不模仿、不照搬是远远不够的。例如，我们不走西方多党制的道路，也不走一些国家自由放任的“休克式疗法”道路，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试图通过发展执政党的党内民主来带动和推进民主？如果是以发展党内民主为选项，那么，如何把民主所应体现的基本原则在党内民主中反映出来？所有这些，都需要未雨绸缪，在反思中探索，在探索中创新，在创新中前进。各国的经验表明，如果执政党缺乏主导力，放任自流，或者对发展民主避重就轻、避实就虚，都会助长民众的失望情绪，导致改革者权威的下降。
其次，要防止公权力的重新分配出现“中梗阻”。民主不但意味着一部分权力从掌权者手中分出来，还意味着这部分权力要有新的主体来承接。因此，必须对权力的流向予以高度重视。转型国家的无数案例表明，这部分权力并不必然会落到民众手中。相反，在许多情况下，这种权力被从中间截留了。这种截留，会使民主变成“半拉子”工程，往往会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
概括起来，民主的这种“中梗阻”病征通常有三种情况：一是在多民族、多宗教国家，权力落入民族或宗教势力之手，导致国家、民族和社会分裂，苏联、南斯拉夫属这种情况；二是权力落入地方政府之手，集中的专权变成了分散的、各自为政的多头专权，中国的军阀 割据大致属这一类；三是权力落入少数精英之手，民主变成少数精英之间的尔虞我诈、讨价还价，民主变味变形。这三种情况都把广大民众排除在公权力之外，最终都会导致政权缺乏权威，民众对政权的认同下降。
在当前我国，前两种情况不存在。但后一种情况，则有一些苗头， 需要高度警惕。例如，我们的干部任用，曾长期处于一个人说了算的状态，缺乏民主，跑官要官的现象屡禁不止。后来，为改变这种状况，我们通过探索，建立了一整套干部推荐、考核、测评、述职等看上去很民主的制度。但是，在这种制度下，却出现了干部贿选、拉票乃至拉帮结派、搞团团伙伙的风气，政治生态严重恶化。表面上，问题似乎是在干部任用中实行民主带来的，实际上，这是民主被做成了“夹生饭”的缘故：决定干部的权力从一把手那里分了出来，但却没有交给多数，而是交给少数，变成了少数人在少数人中选人。尤其是，这少数人本身又是有资格参选的利益相关者，于是，为获得官职，拉票、贿选甚至拉帮结派之风泛滥起来。很显然，只有把这些权力真正还给广大公众和普通党员，才能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我们常常误以为，把民主直接交到素质尚低的普通百姓和党员手里是危险的，相反，先交给素质较群众为高的干部，在一定级别的干部中实行民主，“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以后再待时机成熟推广到全体，才是稳妥的。殊不知，由于真正有选举权的人数被限定在少数精英的范围，寻租成本较低，恰恰最容易出现民主变质的可能。
关于防止既得利益的妨碍和干扰
这也是深化党的建设改革遇到困难的深层次原因之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的、多元化的利益诉求通过各种途径表达出来，对公权力的运行施加自己的影响，是一种正常状态，无需大惊小怪。需要注意的恰恰是由于过去体制不科学带来的一个后遗症，即利益表达不均衡的问题。我们知道，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由于人为地限制人们对利益的正当追求，利益表达渠道相应地也是不通畅的。一方面，一些基本的正当的需求往往得不到充分表达，或是被放到“个人利益”、“局部利益”、“眼前利益”的位置上而得不到重视，另一方面，一些不正当、不公平的特权却能打着“党的利益”、“人民利益”、“工作需要”的旗号畅通无阻。时间一长，这些特权变成了固化的既得利益。所以，可以说，计划经济遗留给我们的过度集中的、不合理的权力格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但显得不适应、运行低效，而且还形成了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形成了固化的既得利益。既得利益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改革一旦触及他们，既得利益就会起来自我保护，对改革起阻碍作用。
改革越是进入深水区，既得利益的干扰越明显。这种干扰，在经济领域比较突出，但在政治领域和党建领域也时常有所体现。例如，前面所说的干部任用制度改革中出现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在表面打转转而不愿深入的现象，党内民主在党的文件中已经被提到了 “党的生命”的高度，在实践中却步履维艰的现实，还有地方和基层步子大一些的党建创新被屡屡叫停的情况，除了已经提到的那些客观原因之外，担心部门权力的流失，恐怕也是一个无法公开表达、但却实际存在的深层次原因。
既得利益对党的决策和改革的推进有很大的掣肘，不仅因为部门长期握有的实权有巨大的能量，而且因为我们决策机制本身存在的问题：执行部门过多地介入决策过程。对此，我们前面已经进行过分析。不改变部门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这种状况，就无法改变权力部门的强势压倒广大民众和党员的呼声、使改革变形、逐步失去权威的结局。
既得利益的固化，还源于我们长期形成的观念的固化。我们党是按照苏共高度集权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尽管此后的 90 多年间，我们既有把苏共经验中国化的改造，也有适应改革时代要求而进行的党建创新，但是，客观地说，这个基本框架并无根本性改变。这个模式带有比较浓厚的科层制色彩，因而也无法摆脱所有科层制组织所固有的弊端，即古德诺所说的“行政组织的力量过于强大”的现象，或米歇尔斯概括为“寡头政治铁律”的现象。我们的问题不在于出现了执行部门坐大的事实，而在于我们在意识形态上没有厘清党组织与党 组织设置的机构之间的关系，没有区分两者的异同，往往把党和党的工作部门混为一谈，使部门不但有机会把自己的利益等同于党的利益，而且有机会把自身利益隐蔽在“党的利益”的大旗之下，打着维护党的利益的旗号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这是下一步如何打破既得利益固化的藩篱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
转引自财新网，该文节选自《2014中国创新报告》，原文标题为“执政党建设的今后走向与前景”。报告由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