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实践中，有很多举措都能做到对症下药，治标取得了显著效果，并且在不少方面已经开始由治标转向治本。对这个取向，应该给予充分肯定。但是，同时也需要指出，治标并不必然走向治本。停留在治标的可能性存在，治标之后由于制度未建立而又退回原地的可能性也存在。
防止出现这种后果，一些重要的问题应当引起高度注意和警惕。我们认为，其中有三个问题特别值得关注：第一，在权力约束方面，如何防止约束权力的路径和手段过于单一而带来的边际效用递减，乃至改革出现变形的可能性？第二，在权力使用方面，如何防止为推动改革强化权力而弱化乃至取消民主？第三，如何在改革决策和改革推进过程中，有效地防止既得利益的要挟和绑架？这三个问题处理不好，会牵动全局，甚至会对改革的走向产生重大的改变。
关于多元化约束权力
这些年来的最大进步之一，就是由过去实际上不承认权力约束，逐步确立了权力必须受到约束、必须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理念。可以说，去年开始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起于改善党群关系，但相当一部分内容落脚到对权力的约束。其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从当代社会比较成熟的经验看，对权力进行约束是一项全方位的系统工程。多元的、来自各个方面各种不同性质的约束，才能共同编织出一张监督权力之网，使权力在人们期望的轨道上运行，这无疑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本质含义。
从类型上分，权力约束有权力对权力的约束和非权力对权力的约束两大类。在权力对权力的约束中，可以分出纵向的权力约束和横向的权力约束。纵向的权力约束又可细分为上对下的约束和下对上的约束。非权力对权力的约束中的所谓“非权力”，是指那些按照民主政治运行规则把权力授予特定人群、自己主要只留下必要权利的力量，因而也可以称为“权利对权力的约束”。它既包括了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要求，也包括了政党监督、舆论监督、社会组织监督等等方面。无疑，权力的张力是巨大的。我们看到，即使在所有这些方面的监督 和约束都比较健全的情况下，也不能说腐败和滥用权力的现象没有了。对廉洁指数排在世界前列的国家，我们也只能说，在那里，权力腐败和权力滥用的现象得到了比较有效的遏制。
相比之下，应当承认，我们的权力约束现状，尽管和过去比有长足进步，但与应达到的状态相比仍有相当的距离。从理论上讲，既然我们认可了权力必须受到约束的理念，也就等于认可了所有上述方面的监督约束的正当性。但从实践上考察这些监督和约束，我们不难发 现，它们所达到的程度参差不齐，是不健全的，还做不到相互交叉，相辅相成。在有的方面，我们不但有足够的力度，而且建立了比较严 密的体制和机制。上对下的监督当属此列。这一年来我们建立了巡视制度，进一步增加了针对领导干部的禁止性规定，强化了纪委的作用，说明上对下的约束这种形式，我们用起来轻车熟路、得心应手，也很有效。在有的方面，我们则正在探索，尚未形成成熟的制度。例如，这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推出的八项规定，在制止权力滥用方面起了急刹车的作用，得到全党全国人民的拥护。但是，人们更期待这种做法能够长久地坚持下去，这就还需要在制度建设上下功夫。在有的方面，我们可能刚刚破题。例如，十八大提出了建立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运行体系，十分令人振奋。但到底怎样才能做到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仍需要深入探索。还有一些方面，我们可能连破题都没有。譬如政党监督。我们决不搞西方的多党制，这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条不可逾越的原则。但是，我们却尚未系统思考，应该用什么样的有中国特色的体制和方式，来体现足够力度的对执政党及其手中权力的监督，填补好不搞多党制留下的监督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