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金融改革风险估计偏高
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中国金融改革很多问题讨论了几十年，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意见，就是做的时候很难、很慢、很不容易。是不是因为我们对改革的风险估计偏高，对改革推进以后的收益估计偏低？这里还有一个误区，有改革发言权的需要负责任，一旦改革，出问题追责的机制会让主导者很容易变成改革的风险厌恶者，进而拖慢了进程。
一边强调金融要为经济服务，同时又有金融市场化改革的问题，两者关系如何？金融体制需要进一步改革。实体经济要服务，到底是怎样的服务？是不是所有的实体经济融资都要给钱，给的一样多？还是中小企业就要给钱？
比如汇率机制也是为实体经济服务，中国的出口导向很大程度跟汇率联系起来，支持了高速度发展，支持了用工转移，但也带来了过度依赖的弊端。国际市场大起大落的时候，冲击波就会影响国内经济。汇率机制不灵活就要让央行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基础货币大量投放市场之后，央行要维持货币环境的稳定，就要采取对冲的措施，包括极高的法定准备金率。汇率问题是会影响其他因素的，如果汇率机制改革，那么作为与全球经济联系紧密的中国，金融为经济服务的能力恐怕就要打很大的问号。
汇率、利率根本上是金融产品价格改革。那么，价格改革和别的改革是什么关系呢？什么叫做价格改革、什么叫做产权改革？现在看来这些东西是不对立的、是一体的。市场主体有权出价、有权讨价还价。某个金融产品什么价格卖、接还是不接都取决于供求关系，不是任何人能事先设计演算的，而是很多主体竞争的结果。金融改革可以说非常复杂，因为专业性强，但本质却很简单——中国所有人创造的收入今天不花而要投资，必然选择一个去处；同时金融市场上，机构看到一块钱，能不能把钱吸引过来。所以，汇率、利率讲到底是财产的权利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家庭、企业主体到底有权干什么事，这就是价格机制的本质。原来讨论价格改革还是产权改革，好像是两个改革，现在看来经过这么多年应该打通。价格问题就是产权问题，离开财产权利的充分保护，特别是转让权、契约权和充分的自由，就没有市场。
全球经济发展有一些事情是可以看得清趋势，能够集中资源做的。但大量事情是看不见的，就要分权决策，让更多的主体消化不同的信息做决定。分权也可能会出错，但是分散决策错了对全体影响不大。分权主要是分到财产权，就有了制约权。国家集中起来的资源是全体国民的，本身的纠错机制不如分权纠错机制好。所以，国家对于看得清的事情，还可以利用大国效应来做。但对未来看不清的事情，应该更多地利用分权机制。所谓汇率、利率市场化，它是分权体制的一个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