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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政治比较看“治理民主”的优势(5)

——基于一些国家的民主政治演变为政治冲突之思考

核心提示: 相对于竞争性选举或者党争民主,“治理民主”兼顾了民主和治理两大流行观念,不能治理的民主是不可欲的。更重要的是,相对于竞争性选举,“治理民主”是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实践模式,其中包括次级的实践模式,比如协商、分权、自治和选举。

■发掘出基于自己文明基因的民主的价值模式和实践模式,开启历史的新纪元

世界政治变化太快,而理论研究尤其是关乎国家命运的民主理论研究,要么跟不上世界政治的变化速度,要么因为政治的特殊需要而被简单化或者失真化,以便为自己的国家利益论说。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无与伦比的文明优势的古老大国,自然也要搞民主政治,但是比较历史和世界政治告诉我们,不与自己文明基因相匹配的民主政治是不可想象的,为此就必须发掘出基于自己文明基因的民主的价值模式和实践模式。

找出基于自己文明基因的民主模式,不但回答了作为“历史的终结”的自由主义民主为什么在不同国家有着完全不同的命运的问题,还可能是自由主义民主的一种替代性模式。正如冷战中美国战胜苏联依靠的是政治观念而不是军事和经济,西方人谈论的“中国威胁论”与其说是军事的和经济的,不如说是政治的。在他们看来,世界上怎么能出现自由主义民主模式的替代者呢?这可是改写300年世界史的大事,既然“历史终结”了,怎么还会有历史的新纪元呢?不曾想,新纪元正在到来。

学者小传

杨光斌,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人大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比较政治评论》创刊主编,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研究领域有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发展、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在《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研究》等国内外一流刊物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近百篇,专著有:《让民主归位》《政治学基础理论与重大问题》《政治变革中的国家与制度》《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选择》等11部,《观念的民主与实践的民主》和《中国民主的轨迹与走向》即将出版。其研究成果在国内外享有广泛影响,是国外了解中国政治的重要窗口。

核心提示

◆相对于历史上的君主制和贵族制,民主制必然是“公共之善”。但是作为“善”的民主为什么给很多国家带来的是灾难而不是福祉?为什么“阿拉伯之春”最终演变为“阿拉伯之冬”?为什么乌克兰“民主派”催生了国家分裂和内战?

◆有历史文明基因基础的价值模式与实践模式相匹配的民主政治,比较而言,应该是符合“公共之善”要求的;相反,如果一个国家的价值模式和实践模式都与自己的文明基因无关,或者说价值模式是基于自己的文明基因而实践模式是外来的,必然导致实践模式与价值模式之间的张力乃至冲突,民主政治自然就会变成政治冲突。

◆相对于竞争性选举或者党争民主,“治理民主”兼顾了民主和治理两大流行观念,不能治理的民主是不可欲的。更重要的是,相对于竞争性选举,“治理民主”是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实践模式,其中包括次级的实践模式,比如协商、分权、自治和选举。因此,这种实践模式不仅更能体现民本关怀即本质民主,也更具有程序上的真实性和正义性。民主怎么能一选了之呢?相较于选举,立法和政策实施过程更关乎百姓的切实利益,这个过程的“参与-回应”才能真实地反映一个国家的政治过程,从而更能反映程序的公正与否。

(杨文)  

主题链接

资本主义民主的真相

西方的代议型民主只是一种金丝鸟笼型的民主。代议型民主选举出的主要是各个层级的议员(也包括政府首脑如美国总统)。当选后,这些人便倾向于把选民抛到一边,按照自己的主观判断去决策、行事。因为他们认为选民的能力有限,对公共事务未必能做出正确理性的判断,甚至有可能误入歧途,给国家与社会带来灾难,只有具备了“政治判断能力”的精英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换言之,选举过程不过是选民向精英授予政治权力的一种方式。为了赢得选举,候选精英们大多练成了“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本领,在拉票过程中肆无忌惮地开出“空头支票”,反正事后未必会去兑现。看过美剧《纸牌屋》的人恐怕对此不会陌生,身家400亿美元的超级富豪塔斯克是总统上台的最强助力,于是在国家事务的决策过程中,这位能源大亨自然要为自己之前的投入索取更丰厚的回报。(经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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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焦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