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民主的“价值模式”与“实践模式”原理，来认识西式民主的局限性、迷惑性
把民主模式区分为价值模式和实践模式，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自由主义民主与竞争性选举之间的关系，是价值模式与实践模式的关系，而且是以实践模式落实价值模式的关系。这样，熊彼特当初对“人民主权”的改造，把人民主权置于第二位而竞争性选举放在第一位，事实上就是以实践模式替代了价值模式，或者说实践模式成为第一位而价值模式成为第二位的民主，这无疑是对民主的极大嘲弄。在熊彼特这样的实用主义经济学家那里，价值上说不清的，干脆就拿说得清的去说事，拿说得清的层面去重新定义民主，从而就有了“熊彼特式民主”或者说“选举式民主”，把民主等同于选举，有了选举就是民主政治。从此之后，罗伯特·达尔和萨托利都是围绕竞争性选举去论证自由主义民主的。在达尔关于自由民主政体的七要素中，有四点都是围绕选举说事的。
在西方学者那里，除了把价值模式的人民主权改造或者置换为实践模式的竞争性选举，另一个常见的置换就是把资本主义民主置换成自由主义民主。近代民主是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的事，因此讲民主的性质首先是资本主义民主，即以“资本”为“主义”的民主，资本主义是民主之锚。这是政治真相。但是真相难以让人接受，尤其是不能让大众接受，而能让大众喜闻乐见的肯定是自由，人们讨厌资本主义，谁人不喜欢自由呢？然而，自由主义中的自由固然包括一般人都要求的人身权、言论权和结社权，但最核心的还是洛克式的财产权。这样，自由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的性质是一样，都是财产权起着决定性作用。这就是资本主义民主的真相。而在理论上，财产权即资本权力在自由主义民主那里被“悬置”了，只有大家都喜欢的自由的生活方式和竞争性选举。在语言哲学上，将资本主义民主置换为自由主义民主，绝对是西方最伟大的理论成就。西方打赢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即冷战，主要功劳不是美国的军事和经济优势，而是话语权优势——话语就是一种权力关系。
作为价值模式的自由主义民主之所以流行起来并为大众接受，原因就在于自由主义是一种开启西方近代历史的“元主义”，从文艺复兴算起，至少有500年以上的历史。自由主义的核心是保护财产权，这又是西方的法治传统，即法治主要是保护私有财产的，无论是罗马共和国、罗马帝国以至于后来的拜占庭帝国，在最高统治者那里，保护私有财产权都是天经地义的。在西方历史上，法治传统至少有3000年历史。而民主，即以普选权为标志的大众民主，不过是近100年的事。法治3000年，自由500年，民主100年，这就是自由主义民主的历史脉络。
而实现自由主义民主的竞争性选举的实践模式，也一直是西方历史的一部分，从中世纪的神权政治开始，就有发达的教会代表选举程序，选举出来的教士代表去选举教皇。神权政治直接影响了世俗政治，十三世纪开始西方就有了议会政治的雏形。有意思的是，那时的选举政治叫神权政治、君主制或贵族制，这与亚里士多德关于选举是贵族制的思想一脉相承。但是，在冷战时期，一般民众有了选举权之后便被论述为民主制——何况当时美国黑人的政治权利还没有基本保障。这再一次证明了那条语言哲学原理，即语言是一种权力关系。
无论如何，以竞争性选举而实现自由主义民主，即以实践模式去实现价值模式，由于二者都根植于西方悠久的历史文明之中，因此至少到现在，它们尚可匹配——虽然已经问题重重。然而，事情正在起变化，竞争性选举这种实践模式是基于过去的文明基因，而当基因结构开始变异，即人口成分并不再是过去单一的盎格鲁-撒克森人时，竞争性选举（即党争民主）的命运又将如何呢？美国和法国不断流血的族群政治已经是可以观察得到的信号。
如果说西方国家的问题主要是未来性的，那么广大发展中国家则面临现实中的困境。首先，其文化基因中既无法治也没有个人权利基础上的自由，但信奉的却是自由主义民主，成了“无法治的非自由的民主”，结果便是普遍性的“无效的民主”或者“失败的民主”导致的政治衰败。其次，很多国家，比如大中东地区信奉的是伊斯兰主义民主，但实践的是竞争性选举，实践模式与价值模式严重对立，政治冲突势在必然，不冲突倒是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