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从规模城镇化走向人口城镇化的城镇化转型升级大趋势。“城镇化红利”仍是“十三五”扩大内需的突出优势。我国正从工业化中后期走向工业化后期，“十三五”城镇化率至少要达到60%以上。2014年我国城镇化率只有54.77%，估计未来几年仍会以年均1～1.2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到2020年达到60%左右。从人口城镇化看，2012年世界人口城镇化率已达到52%左右，2013年我国人口城镇化率仅为36%，还有相当大的空间。“十三五”时期加快从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转型升级，意味着有近4亿农业转移人口进城，意味着城乡一体化的历史性突破。这将为现代服务业带来巨大市场空间。从近几年的情况看，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能够带动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提高0.77个百分点。以此估算，到2020年即使人口城镇化率仅提高10个百分点左右，也有可能带动服务业比重提高7～8个百分点。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人口城镇化重在发展现代服务业。
3、从物质型消费走向服务型消费的消费结构转型升级大趋势。我国正处于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突出表现在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正由物质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升级。城镇居民服务型消费占比接近40%，预计到2020年占比将提高到45%以上，一些发达地区甚至可能达到50%以上。服务型消费的快速增长为服务业发展提供巨大市场空间，预计消费总规模有可能从2014年的30.7万亿元扩张到2020年的45～50万亿元。
“十三五”把握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重在加快消费驱动的经济转型，以消费引领创新、以创新引领供给，在扭转投资与消费失衡格局的同时，为我国服务业主导的经济转型提供内生动力。尽管这一问题经济学界仍有争论，但是工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是一个大趋势，制造业信息化、服务化、全球化也是一个大趋势。没有现代服务经济的发展就没有现代工业。发展服务业不是不要工业，而恰恰要在新一轮工业革命和产业变革下通过发展以研发为重点的现代服务业带动新型工业的发展。
把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
作为“十三五”规划的约束性目标
从工业转型升级、城镇化转型升级、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大趋势看，2020年我国基本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的客观基础正在形成。“十三五”如果能够顺势而为，实现这一转型，既可以在结构升级的基础上适应引领经济新常态，又能够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创造有利条件；如果错失2020“中期”这个重要历史机遇期，继续坚持工业主导、投资主导，不仅会失去经济转型与改革的主动权，还会助长日益严峻的投资消费失衡和全面的产能过剩，加剧经济领域的矛盾和风险，并给中长期的发展埋下重大隐患。对此，我们应当有客观、清醒的估计。
1、服务业发展滞后的矛盾仍然突出。尽管服务业在过去几年发展较快，但与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相比，现代服务业发展还相对滞后，尤其是服务业市场开放滞后成为突出矛盾。
（1）服务业滞后带来结构失衡的矛盾。2015年一季度，我国服务业占比达到51.6%，但与发展水平相近的金砖国家相比仍然偏低。2013年，巴西、俄罗斯和印度的服务业占比分别为69.3%、60.3%和57%。服务业相对滞后，服务供给短缺，导致“有需求缺供给”的矛盾不断凸显，客观上加剧了投资消费失衡。2014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仅为37.7%，投资率高达46.1%；
（2）服务业市场开放严重滞后。过去36年的市场化改革，主要是工业开放，服务业虽然也在放宽市场准入，但某些行政垄断尚未打破。社会资本很难进入教育、医疗、通讯、金融等领域；
（3）服务业市场对外开放程度不高。2014年，我国服务贸易规模超过6000亿美元，占外贸比重12.3%。这一比例远低于2013年全球平均19.6%、美国22.1%和印度26.5%的水平。服务业市场开放的滞后，严重制约了服务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