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1978年开始，中国政府不得不通过财政体制改革调整中央和地方关系。1980年开始了财政分权改革，实行了被称为“分灶吃饭”的财政收入分成体制。1980年以前，中国财政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大锅饭”的制度，中央财政统收统支，建设预算由国家计委统一制定，然后下达各省执行，相应资金由中央财政部下达。这种体制给地方机动的财力极小，税收原则上要100%上缴国库，因此，地方政府没有积极性，只等中央政府下拨计划。为了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中国政府采用中央与地方签订财政上的“承包”协议，形成了以划分收支为基础的分级包干和自求平衡的财政关系。“分灶吃饭”制度极大地激发了地方政府的经济动力，但使中央财政能力受到了削弱。“分灶吃饭”是一种财政承包制，在这种制度下，地方政府为了过好自己的日子，势必“两手抓”，一手抓税高利大的地方企业，一手抓市场封锁，结果导致了地区分割、重复建设，地方主义加剧。同时，地方政府还要想尽办法多占中央的“便宜”和好处，一方面“跑部钱进”，一方面大搞“财政资金体外循环”，各种方法都极有创意。相反，中央财政却捉襟见肘、被动应付。有研究认为，到1993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只有22%左右，与发达国家50%～70%的比例相差甚远。中央财政手中拮据，想利用财政政策调节宏观经济往往力不从心，只得伸手向地方求援，让地方多做贡献；而一些财政能力较强的地方政府倚仗财力雄厚，通常与中央政府讨价还价。为了纠正偏差，确保中央财政能力，1994年开始对“分灶吃饭”进行升级改革，形成了目前实行的中央/地方分税体制。分税制的核心是分税、分征、分管，同时建立转移支付制度。分税就是“切蛋糕”，即将“蛋糕”一切为三，一块为中央所有，一块为地方所得，还有一块为双方共享，这样就把税种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中央地方共享税。关税、消费税等为中央税，与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资源税、证券交易税等为共享税，其他为地方税。1994年以前的财政收入，中央占三成，地方拿七成；而1994年以后，中央财政收入可以得到50%以上。这种分税制保障了中央政府财力的急剧增长，但导致了“国强民不富”的新问题，而解决这种新问题又成为新一届政府财税改革的任务。
第三，通过建立经济特区试验制度探索政策创新突破口。1980年，中国建立了四个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它们不仅获得了税收方面的优惠，更重要的是享受了一个有利的制度与政策环境，以及更多的经济发展自主权，包括引进项目审批权、外汇管理、银行信贷、劳动用工以及人员出入境等方面的优惠政策。现在，经济特区政策已经从局部试验阶段走向普遍推进阶段。
第四，通过企业改革激活经济主体的自主活力。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中国政府鼓励私人经济和民营企业的发展，释放社会的产能，同时设法激活国企活力。从1978年底开始，中国政府推行企业改革，这个改革可以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到1992年，主要是放权让利，扩大企业自主经营权；第二阶段是1993年之后，明确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在保持自来水、电力、公交、烟草、石油、天然气、电信、铁路运输、银行等国营主导的同时，探索企业的市场化改造，加强对国有资产的监管。
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设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提出具体时间表，“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希望通过15大领域的60项具体改革，逐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许多观察者认为，此次会议通过的深化改革决定实则是新一届政府的施政纲领，它对中国未来具有里程碑意义。
虽然不能把新一届政府的“全面深化改革”定义为分权化改革（事实上，“全面深化改革”更加强调统一的国家治理能力，更加强调中央政府对改革方案的“顶层设计”，更加强调中央集中管理），但是，改革设计也贯彻了该分权就分权的原则。例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涉及分权化改革方面，全会提出：（1）实行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财权和事权责任；（2）转变政府职能，削减或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给企业和社会更大的自由；（3）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这些改革内容表明，中国的分权化改革即将转入新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