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家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两个极点之争
如果将国家路线和社会路线推向极致，就会出现两种极端的取向：“国家强位”和“社会强位”。前者主张国家高居于社会之上，社会依附于国家，或完全淹没于国家之中；后者认为社会可以吸纳国家，国家从属于社会，社会甚至可以在没有国家的情况下实现自足。对于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来说，“国家强位论”最典型代表是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则是“社会强位论”的标准蓝本。
权力尤其是国家权力是政治学理论的核心主题，更是国家主义的根本内容。从最初的兴起，经早期的国家主义，到绝对主义的国家主义，再到绝对主义的国家主义的当代变种，国家的角色定位、与社会的关系虽略有差异，但国家主义的基本观点却丝毫未变：国家是权力的拥有者，社会与个人永远是权力行使的对象。
在国家主义者看来，国家是有机整体，个人只是其有机组成部分。用黑格尔的话说，国家是一种自在自为的存在。国家是本原、是第一位的，而个人是第二位的。在国家主义框架下，国家与社会的地位是不相称的。国家拥有自己的利益，为了追求和维护自己的利益，国家可以采取任何手段或形式。国家主义希望在国家与个人、国家与社会之间实现内在的统一和高度的和谐。为达此目的，国家主义努力使国家包涵所有的社会生活，甚至把所有的社会关系、文化观念都纳入国家权力的光环之下[13]。无疑，这是一种理想主义。
无政府主义主张建立没有任何政治权威的、绝对自由的社会。无政府主义坚信社会的种种弊病皆源自于国家的存在，因为国家是一种强制力量，它造成了人们的屈从，屈从又是产生一切邪恶的根源。因此，必须废除一切国家，建立一个以个人自由联合为基础的、以小生产者为主体的、不设立国家政府的社会。无政府主义提出了“自由即至善”的口号，认为个人自由高于组织纪律，个人意志高于集体意志，个人利益高于集体利益，是个人自由产生了社会秩序而不是社会秩序给人们以自由[14]。
无政府主义对社会自身的力量充满信心。尽管无政府主义者对如何通过社会合作与团结来实现社会自治看法不一，但他们相信，社会可以而且应当在没有国家强制性权威的条件下组织自愿而有序的社会生活[15]，可以排斥一切外在的强制形式。当然，无政府主义并不否决一切形式的权威，只不过这些权威应该处于一种多元的分散状态，个人也只需自愿遵从。显然，无政府主义也是一种政治理想，只不过它仅具有理论的合理性，却没有对应的历史形态。
无论是国家主义的政治理想，还是无政府主义的政治假设，它们都内含共同的理论缺陷：第一，人性的乐观。它们相信人是至善的、全知的、理性的。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承负这种人性乐观的载体的不同——一个是国家及掌权的君主，另一个是社会及其成员。第二，二元化的思维。两者普遍认为国家与社会是此消彼长的关系。第三，国家与社会的对立观。国家与社会被分置于两极，既无视两者共有部分的存在，也漠视两者的合作与相互参与。也正因为如此，国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代表着两种极端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架构，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现实层面都是不可取的。
相比而言，自由主义国家观显得更为温和。自由主义剥掉国家的道德外衣，使其还原为世俗工具、社会的外在之物或活生生的权力载体。同时，它将国家的起源与人性之恶有机整合，国家既非自然而生，也非神授之物，而是人性缺陷的补丁。它将国家置于个人权利与自由的对立面，对国家充满了戒备与防范之心，更欲将其约束至最低限度而后快。自由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和国家主义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自由主义认可且部分认可国家的作用。即便这“部分认可”也要受到限定：国家的作用仅限于维护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实现，或出于此目的而对外部力量实施的防范。这是国家权力存在的唯一合法性之所在。
当然，自由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并非界限分明。如果将自由主义所倡导的社会自主与自治无限扩大，就可以得出无政府主义的结论来。无政府主义对国家权威的拒绝，只需将近代自由主义对国家和政府的不信任推至极致即可。两者恐怕只有量的不同而无质的差别。同样，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也并非水火不容。自由主义并未弃绝国家，它只是关注国家与社会，倡导有限的政府。自由主义从近代向当代演进的历程，实质就是自由主义对国家不断妥协的过程[16]。
综上所述，以个人权利为出发点，分别沿着国家或社会两条路线，坚持“国家强位”或“社会强位”，便形成了国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国家观。自由主义走在两者中间，既承认政府作用，又相信社会力量，建构了“小政府、大社会”的关系模式，这就是近代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内在逻辑和特点。20世纪各种新型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都不同程度地打上了近代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烙印。更为重要的是，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从近代到当代的嬗变历程表明：国家与社会之间没有终极模式，只有适应现实政治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关系架构才是最好的模式。认识到这一点，对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对实现和谐社会的理想目标，有着不可估量的积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