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是构建民族新文化、新学术的必由之路
文汇报：您讲的“传统的现代转换”，也是八九十年代以来议论甚多的一个问题，可否请您谈谈您的想法。
陈伯海：就我所知，这个问题提得较早的是海外学人林毓生，他称之为“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70年代即已提出，80年代传入大陆。但80年代大陆学界盛行的思潮是“新启蒙”，它以接续“五四”思想启蒙为己任，更倾向于向外开放，对传统多采取带有激进色彩的批判态度，所以还谈不上“转换”。“转换”是要用到传统，跟单纯批判不一样。
应该说明，我并不认为“五四”启蒙属于“全盘反传统”。启蒙思想者们包括鲁迅、周作人、胡适等，都曾到传统里面去找资源，用作构建新文化的依据。像鲁迅发扬民间文艺，胡适发掘传统里的实证科学成分，周作人推崇晚明小品，包括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侯外庐等人肯定明清早期启蒙思潮，他们都没有“全盘反传统”。不过取的策略确是想借助传统中的非主流因素，来解构其主流的、核心的观念体系，所以也称得上“反传统”。而文化保守主义所要维护的恰恰是传统的核心理念，于是跟激进主义路线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至于“转换”或“转化”论者虽然重视传统的积极意义，不采取激烈的批判和打倒态度，而又要求予以改造出新（包括核心理念），将其移植到现实生活的土壤上来，或可视以为激进路线的自我调整。大陆学界在“新启蒙”退潮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终于在90年代中叶后举起“现代转换”的旗帜（还多局限在古文论等少数学科领域），是会产生深远的效应的，我相信。
文汇报：您自己在这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
陈伯海：“传统创造性转化”关系到整个民族文化的推陈出新。我们作为现代中国人，立足现实，面向未来，创建民族新文化、新学术是职责所在。但创新不能赤手空拳，必须凭借传统资源，且资源愈厚实，创新的空间便愈能加大。长时期来我们忽视了这一点，忙于追随外来思潮，自己的新思想、新学术立不起来。现在懂得要用好传统资源，学术振兴才有了航标。但注重传统并不等于将其供奉起来作古玩欣赏，亦不仅限于细心的清理、盘点工作。“清点”是为了“盘活”，活用资源方能生成新的财富，这就是“传统创造性转化”的切实功效了。我把这个问题看作21世纪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一大关键，也是我个人后期学术道路中致力的主要方向。
新世纪以来，为了实践“传统转化”的要求，我在四个不同的领域尝试了几种不同的“转化”路径。
一是在《中国诗学之现代观》一书中，试着对古文论的一系列范畴、命题及其基本理论构架进行现代阐释。有惩于部分海外学者用单向阐释，即片面借助西方文论来整合本土材料，导致消纳民族特色的弊病，我坚持既立足于当代而又不脱离传统本位的方针，以“双重视野下的双向观照和互为阐释”为方法论原则，努力在认真梳理古典诗学理念的基础上，适当揭示其可能蕴有的现代意义，促使传统得以“激活”并进入当代。二是在哲思与审美的领域内，尝试将传统“天人合一”、“心物交感”、“大化流行，生生不息”乃至“和实生物”、“刚健有为”等理念，导入当代哲学和美学学科的热门话题之中，使之与西方相关的理论观念发生碰撞与对流，并由此构建起我称之为新生命论哲学观与审美观的话语形态。而在经过上述现代阐释与构建的实验之后，我还试图将提炼出来的生命论原则应用于唐诗艺术的解析，这就是新近写成的《意象艺术与唐诗》一书了。
当然，我的实践仅只是初步的，无论在阐释、构建或应用方面都很粗浅，甚至会有错误，但它至少提示了从事“现代转换”的若干路子及实例，可供批判借鉴。学界人士能否暂时放下对“现代转换”可行与否的原则性争议，来考察一下既有实践中可能存在着的经验与教训呢？
文汇报：新思想、新学术的建立也需借鉴外来因子乃至本民族现代化历程中的新的经验，它们与“传统转化”的关系又当如何把握?
陈伯海：在我看来，它们实质上是一回事。近代以来，外来“新学”的引进已有一百多年历史，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也经历了百年之久，这些引进的“新学”和实践中的新经验，实已构成我们民族所拥有的新的传统，它和固有的古代传统一样都属于历史资源，也都需要进行“创造性转化”。
对外来思潮而言，就是要让其“本土化”，植根于中国现实的生活土壤，真正参与民族新文化、新学术的构建。现在我们忙于引进，不断介绍国外的“新成果”，从第一流到第二流乃至第三流，都介绍进来，当然也有作用，但“本土化”相对忽略，却是很不应该的，但愿有更多的志愿者来做这一“转化”工作。
另外，一百多年的社会实践中自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包括教训），有可以提炼的东西，不过它们又多停留在经验层次，常常是一个话题在当下时空合用，炒得很热，时过境迁，却不复有人关顾，这不正缘于尚未上升到理性层面，没有能将话题的表层意义与其深层内涵加以界分的缘故吗？所以这里也有一个“创造性转化”的要求，乃是实践经验的“理性化”。
总之，传统的现代化、外来的本土化和一百多年来实践经验的理性化，三者相结合，围绕当代中国的现实需求与发展前景，构建起即体即用的话语系统来，这也便是建设民族新文化、新学术的必由之路了。希望新世纪里能有重大的突破开新。
文汇报：最后可否请您谈谈您曾经主政的上海社科院文学所呢？文学所是全国最早开展地域文学研究的单位，后来又转到上海文化的研究，最先是如何构想的？
陈伯海：起因是我发现我们所里各个室都有，但没有近代的，就在古代文学室里成立了一个近代小组，提出做近代上海文学史。因为上海近代文学是非常有特色的。同时我们现代文学室的同仁也早就做了孤岛文学，也是上海的特色。然后再做左联，那么就连成线了。之后再从文学扩大到文化。
我的起意倒不是要做地域文学，我是从现代化着眼。因为不论是上海文化还是上海文学，都不是地区性的，而是现代文明的缩影。中国走向现代化，成就体现在上海，不足也体现在上海，甚至于某些畸形的现代化也是在上海反映出来。比如大上海中的小市民，没有大市民的气派；包括鲁迅讲的上海文人的习气，脚踏两头船，一头踏革命，一头踏文学，时机好的时候我就是革命者，时机不利我就是文人。这些实际上都反映了上海文化的不足之处。甚至我们现在的趣味有很多还是停留在一百年前的水平，这跟我们的现代化不足都很有关系。整个中国的现代化往往是表面的这层油，真正底里的东西还是不够。
所以我主编《上海文化通史》时再三强调，我们用都市文明发展史这个主线，这样更能显现出上海的地域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