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陈伯海： 当代学人如何面对传统
就我而言，有关的研讨和辩难（包括后继的文学史观探讨），也促使我对以往所受黑格尔逻辑主义思想影响进行反思。反思的结果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并没有错，错在黑格尔经常将“逻辑”放到了首位，让“历史”服从于他的“逻辑”，于是不免要扭曲“历史”。
我自己倡扬宏观研究，固然意不在用“逻辑”来宰割“历史”，但过于执着于从文学传统中寻求其普遍的质性和规律，亦含带偏重“逻辑”的倾向。这一新的认识使我日后的研究工作中逐渐淡化了对“普遍性”的追求，但我依然相信传统与现代不当割裂，将传统引入现实是当代学人的重要职责。
尽管陈伯海先生和许多老一代学人一样自谦，说自己旧学根底不如前辈，接受新东西不如下一代，但他的为学历程浓缩了一代学人从最初受苏联文论吸引、试图使之与本土相结合，直到80年代国门大开后对再次转型的探索。今天的学人可能已经远离了旧有的思维习惯，但我们今天的起点，正是由原先的路子转向而成，回忆往事有助于开启未来。
陈伯海祖籍湖南长沙，1935年生于上海，1957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原任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并担任过国家和上海市社科规划文学学科组成员、上海市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成员。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文论研究，兼及相关学科领域，先后主持并完成国家及上海市各类社科规划课题9项，有著作及编撰20余种，论文100多篇，专著《唐诗学引论》得韩国学界译介。
“我的专业古典文学属传统，但我是现代人，脑子里装满了现代观念。”陈先生在采访中反复强调。因此，当代人如何面对传统，怎样才能将传统引入当代，是他一直关注和探索的焦点。
近日，陈伯海先生的六卷本文集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他的研究和思考横跨唐诗学、古文论、美学、哲学和文化研究多个领域，年届八十，仍未有停歇，令人敬佩。
我是从黑格尔—马克思学派的路子走过来的，惯于就问题作宏观思考
文汇报：您曾写到过和前辈先生共事的经历，对您影响比较深的有哪几位？
陈伯海：不少师友对我都有影响。印象深的是三位前辈：钱谷融先生、马茂元先生，还有王元化先生。
钱先生是我大学的老师，年轻时接触比较多。他给我们上中国现代文学史，常有自己的心得，不是照大纲宣讲。“文学是人学”的理念，他在讲论作家作品时会自然渗透进去，但没有直接提过，我接触这个观念还是在全系学术讨论会上听到他的报告之后。
不过我上大学时一直比较爱好西方文艺，从文艺复兴一直读到十九世纪，这一路都贯穿人本主义这条主线。中国的现代文学，像鲁迅、巴金、老舍也都受到这方面影响。从读文学作品我树立了人本主义的情怀，再加上钱先生的潜移默化，所以，才会有讨论会上为他做辩护之举。
第二位，就是唐诗专家、上海师大的马茂元先生。
我1957年毕业后分配到上海师范学院，定的专业是外国文学。60年春因在上海作协“重新评价18—19世纪欧美资产阶级文学”扩大会议上作了不合时宜的发言，被调离高校，去长宁区教师进修学院工作，到79年才返回师院。原打算让我回外国文学，我说这18年里没碰过外国文学，外语也全丢了，其间古典文学算是接触较多，还是转古代室吧。
第二年马先生开始招研究生，要我帮带。听他的课我感觉很受用，他不仅熟稔唐诗，对古人研究唐诗的路数也了如指掌，特别注重体派、流变之类辨析，并不多讲社会背景、人民性、现实主义那一套。我从“文革”后期开始也自学了不少有关唐诗的古代典籍，经他一点拨，印象更清晰了。
但也只跟了一年。81年我借调到大百科全书上海分社参加《中国文学》卷的编写，就在这时认识了元化先生，他作为分社领导人正负责抓这一卷。
我和元化先生接触最多的就是81到83这两年。编书中碰到问题，或者专家审稿会怎么安排，一系列事务性问题都要向他请示。那个时候，我一有事就冲他家里去。谈话间亦常涉及相关专业问题，他有时高兴也会就哲学、文化等其他方面讲一点看法，但不算多。83年回校后，他又当上宣传部长，去得就少了。元化先生思想宏阔，看问题富于前瞻性，我是很佩服的，可惜当面求教的机会没抓紧，一直深感遗憾。
上面几位对我的影响都比较明显，但我并不能追随到他们的境界。钱先生的特长在于不仅有理论，且能将自己的理念渗透到具体作家作品分析里去，比如他写的《雷雨人物谈》对人物心理的解剖真叫鞭辟入里，我非常佩服，却没有这种功力。马先生对唐诗体派的辨析亦十分精到，而我还是偏重在宏观概括。元化先生谈理论我比较能接受，但他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问题，有独特的深度，也需要细心品味。所以我很难说是以哪一位作为自己追随的典范，但总的说来确实受益匪浅。
文汇报：您对文学理论的偏好，也是从大学时候开始的吗？
陈伯海：我们这一代大学生上手读的理论主要来自苏联，我的启蒙教材是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现在大家看不起了，但我觉得在许多苏联教本里，它还是写得不错的，有逻辑上的自洽性。当然，它的理论基础是单一的唯物论反映论，以政治功利为最高原则，又常采取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显得比较机械，这是当时理论形态的通病。此外，我还认真读过泰纳的《艺术社会学》、克罗齐的《美学原理》，还有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等，对开阔视野很有帮助。不过大学期间我们能读的书还非常少，黑格尔的美学和哲学著作都要待离开大学后才有译本可取读。所以对我后来理论思维影响大的，还要数马恩原著，真正下工夫是在64—66年间参加“四清”工作期间。
当时搞“四清”的规矩是“一心接受锻炼，不得挂念业务”，我就随身带了经典著作下乡，趁夜间闲暇时翻阅。先读“两论”（《实践论》《矛盾论》），接读“毛选”，再读《马恩选集》和《列宁选集》，重要篇章逐段批划，细心品味。我对贯串其中的辩证思维感受特别强烈，觉得经典作家们极善于分析各种矛盾，经过分析后再加以概括，便具有鲜明的整体感，而历史的内在逻辑亦得以充分呈露。这也就是黑格尔所创立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法则，经典作家则将其奠立在历史唯物论的基础之上。
文汇报：因此您也开始将矛盾分析运用到文学研究上来？
陈伯海：确乎如此。我想，既然那么复杂的社会现象，经典作家都能提炼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那样一些基本矛盾作为贯串线索，那么，在文学发展领域内，是否也能找出几对基本的矛盾来揭示其内在规律性，用以解说各种思潮、流派、体式、范型流衍变化的轨迹及其动因与动向呢？这一思考的结果，便是我日后总结出来的“三对矛盾”、“一串圆圈”的理念，构成我的宏观文学史学的基本观念。
所谓“三对矛盾”，指的是“文艺与生活”、“感受与表现”、“承传与变异”这三组关系的互动作用。大体上说，文学变革的动因首在于现实生活，生活起了变化，文学也跟着起变化；但这变化反映于创作过程，却是先引起人的感受的新变，而后才需要找寻适合新感受的新的表现方式；而且这一新表现方式并不能凭空创造，还必须依据既有传统来加以选择、提炼和改造出新。我觉得，抓住这三对矛盾的推移互动，或许有助于显示文学演进过程中的基本动力结构所在。至于“一串圆圈”之说，则是尝试应用黑格尔的“正”、“反”、“合”的理念来解释文学史上常见的周期运动现象，它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规律。这些想法到80年代我才笔之于书，而观念的萌生却发自60年代中叶，所以我常说：我是从黑格尔—马克思学派的路子走过来的，思维方式上打有很深的黑格尔主义的烙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