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初特别爱讲“逻辑”，后来开始反思
文汇报：80年代您倡扬文学史的宏观研究，跟您一贯注重历史内在的逻辑性也有所关联？
陈伯海：确乎如此，它代表着我对文学史的一种追求。不过“宏观研究”在当时能形成一定的气候，跟时代背景也有关联。80年代中期正是思想解放、各种思潮涌现的时候，现当代文学喊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口号，比较文学研究重张旗帜，文艺理论上更有各种新方法、新观念的尝试，搞得非常热闹，独有古典文学界相对沉寂，所以听到这个题目后，觉得可以拿来谈谈。《文学遗产》还特地开了专栏，延续两年之久，发表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但也有很多人是不赞成的，他们觉得搞研究就是要做具体扎实的材料工作，担心宏观概括容易落空。其实我也常强调材料是第一性的，宏观概括必须建立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之上，只是我们不能满足于具体事实的考证和辨析，要力求把问题提升到宏观层面，这才有可能从理论上总结出一些东西来。实际上，宏观研究的倡扬后来转型为文学史观的探讨和文学史学的建构，表明它还是起到应有的作用的。
就我而言，有关的研讨和辩难（包括后继的文学史观探讨），也促使我对以往所受黑格尔逻辑主义思想影响进行反思。反思的结果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并没有错，错在黑格尔经常将“逻辑”放到了首位，让“历史”服从于他的“逻辑”，于是不免要扭曲“历史”。实质上，“历史”要比“逻辑”丰富得多，它才是第一性的，决不能颠倒过来让它为既定的“逻辑”服务。
我自己倡扬宏观研究，固然意不在用“逻辑”来宰割“历史”，但过于执着于从文学传统中寻求其普遍的质性和规律，亦含带偏重“逻辑”的倾向。要看到，事物恒常处在变化之中，本没有不可移易的性能，即如我所概括出来的有关民族文学的若干特质，放到新文学里便未见合适。至于事物演变的规律性虽不容抹杀，而其内在的根据亦只限于提供某种有待实现的可能性。我们可以说，不具备可能性的现象是不会发生的，但又要承认，由于事物内在联系的复杂性，其发展前景往往具有多向的可能性。而一旦落脚到某个点上，使某种可能性转变成了现实性，我们再回过头去省察这现实性的来由时，发现它确有内外各种条件作为依据，于是把它叫做“必然性”。其实“必然性”只不过是对实现了的“可能性”的一种提升，它并不具有预设的功能；如果把它看成先天铸就的“铁的必然性”，那就必定会取消事物演变的多向可能，由此而设定的“规律”，便会凌驾于历史之上而成了先验逻辑。
这一新的认识使我日后的研究工作中逐渐淡化了对“普遍性”的追求，但我依然相信传统与现代不当割裂，将传统引入现实是当代学人的重要职责。
文汇报：90年代您主编《近四百年文学思潮史》，为何是以四百年为叙述时段，从晚明开始追溯新文学的起点？
陈伯海：我原先的宏观研究偏重在传统文学，它不能和新文学摆在一起谈，两者体性上有差别。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又不能割裂对待，我希望加以打通，同时也想纠正“五四”新文学由外来移植的那个片面看法。
“四百年”提法的起因受“20世纪中国文学”口号的影响。原来讲现代文学是从“五四”讲起，提20世纪，意思就是往前推，推到晚清。当时海外学者王德威有篇文章——《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认为新文学的根子可以追溯到晚清。这么一推，很自然引起我一个想法，那么晚清又从哪儿来的？清中叶有龚自珍的个性思潮，而这在晚明就发端了，实际上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人，如侯外庐他们写近代启蒙，就是从晚明写起的。
我们编的这部书，比较有新意的是抓住了两个东西，一是“人本”，如何从传统的人变为现代新人，再一是“文本”，即新文学的体性怎样从传统演变过来。重点谈的是“人本”。关于现代“人本”的萌芽，追溯了两个源头，一是晚明个性思潮，承认个人的“利”和“欲”的正当性，一是清初的实学思潮，反对私利、私欲，而又承认公利和公欲的合理性。这些新观念在清王朝盛期被压抑下去，但仍在潜滋暗长，到晚清再度发扬起来，终于突破了传统限界。我觉得这两股思潮实际上就是“五四”为人生、为艺术的萌芽。创造社强调为艺术，实际是发扬人的个性，文学研究会主张为人生，则是着眼于服务社会人群。这里有或明或暗的两条线贯串着。
这就联系到我对文学史学的考虑了。宏观不过是个视野，最后要落实到文学史观念的建设上来，也就是我们后来倡导的文学史学，我觉得这一发展是很自然的。
文汇报：您后来从事文学史学建设，有何新的感受？
陈伯海：最大的收获便是重新明确了文学史研究的目的。
90年代以后，很多人对理论不看好，实证风气大盛。我参加很多博士生的论文答辩，他们都强调自己的研究是要把握事物的“原生态”，把追求“原生态”看作最高目标。我有不同看法。我承认文学史客观存在，“原生态”是有的，但历史的河流不可能第二次进入，“原生态”又是不可复现的。一个作家，他的生平事迹乃至某些创作活动，确有可能考证出来，但很难把握全面，至于为什么写这首诗，他的思想情感波澜，包括各种下意识心理活动，更无法确凿考定。故不宜将追求“原生态”定为文学史研究的唯一目标。
为此也有人说文学史只能是一种“重构”，我觉得有一定道理，但不赞成将“重构”理解为虚构，甚至将历史等同于神话和故事。历史毕竟有其客观存在的底本，但历史的内在联系又是多方面的，其意义也是永远开放着的。研究文学史，需要忠实于客观，也就是在事象层面上力求“还原”，不能虚构，但研究是为了出新，于是在意义层面上又不当还原，而力求生发，生出新的意义来为我们今天所用，或开启未来之路。这实际上触及传统的现代转换问题，因为研究历史归根到底是要找寻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联，要从历史中挖掘出通向现实以至通向未来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