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慧卿绘
不少国家和地区都把民法典奉为人民权利的宣言，看作是民族精神的缩影。专家学者建议，在制定民法总则、人格权法、债法总则的基础上，对现有民事法律，按照统一的原则、科学的逻辑重新建构，形成和谐一致、体系化的民法典，以解决当前分散立法导致的相互矛盾、适用随意、缺乏一致性等问题，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此次重启制定民法典，原因何在？为什么采用编纂形式？民法典究竟应该如何编纂？近日，记者采访了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编纂项目领导小组（以下简称“编纂小组”）的专家学者。
民法通则、合同法等均已颁行，制定民法典的条件时机已经成熟
我国曾于1954年、1962年、1979年、2002年4次启动民法典的制定，但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始终未能完成。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恢复民主法制，但由于当时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展不充分，改革开放还在“摸着石头过河”，一次性制定民法典的条件不成熟，只能“从批发改为零售”，根据轻重缓急，推出民事单行法，成熟一部推出一部。2002年12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首次审议民法典草案，但鉴于民法典内容复杂、体系庞大、学术观点有分歧，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先制定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法律，在条件成熟后以此为基础再研究制定一部完整的民法典。
“13年过去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已经确立并不断完善，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主干的民事法律均已颁行，民法研究成果丰硕、力量壮大，立法技术不断进步，制定一部完整的民法典的条件时机已经成熟。”编纂小组副组长、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王利明说。
从司法实践看，制定民法典的现实需求也十分迫切。“在现有分散立法的状态下，单行法有的相互重复，有的相互矛盾，适用随意、缺乏一致性等问题突出。”王利明说，某人网购一台热水器，因漏电使其遭受伤害。在该案中，摆在法官面前的有合同法、侵权责任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等，以至于一审中法官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二审中又适用合同法或侵权责任法，从而导致两审的裁判结论大相径庭。实践中出现的“同案不同判、同法不同解”的现象，许多都是针对同一案件法官选择法条不同而导致的。
“法典化的一个重要优势在于‘资讯集中’，如果有了一部民法典，则可以保障法官裁判依据的统一性。”编纂小组成员、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士国说，市场经济越发展，法治中国越发展，现有的民事法律体系中存在的问题越突出，到了不得不认真加以解决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