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给年轻学者维权的机会，避免年轻科学家成为“科研民工”的命运
这个周末，薛宇一有时间就在科学网的在线讨论里回复年轻人们的问题。看着那些似曾相识的困惑，他的忧虑加剧了。“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这些问题将永远停留在被吐槽的阶段，得不到解决。”
2014年，他曾在哈佛大学生物统计与计算生物学系副教授刘小乐的帮助下，建立了一个生物信息学沙龙，目的就是让年轻人有个说话的平台。在这里，业界人士可以不分长幼、畅所欲言。他们计划着，将这个沙龙进行下去，每两年举办一次。
5月10日这天，薛宇要参加一个青年学者论坛，第二天，他还要参加分析化学的年会。现在，他平均一年要参加8到10个学术会议，到海外交流一到两次。
“十多年前国内每年平均只有一个学术会议。” 他觉得，越来越频繁的学术交流和互动对增进同行学者间的信息共享与合作大有裨益。
我国的科研评估方式也在朝着重视质量的方向扭转。薛宇发现，像南京大学张辰宇教授关于循环miRNA的跨物种调控、清华大学俞立教授发现新的细胞器“迁移体”，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李文辉博士发现乙肝受体等高水平、原创性极强的研究工作，并没有局限于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上；他所在的大学也已开始允许副教授评选博导，据他了解，北大、清华的助理教授也可以指导研究生，有独立从事科研的资格。
青年学者们还是希望变革的步子可以迈得再大些，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徐耀希望，如果可能，应该取消除国防计划以外的那些大科研计划，让“大牛“们的欲望降低，做更为力所能及的课题，这样可以把一部分资金分给年轻人。同时，应该给年轻学者维权的机会，让学术带头人做到利益均沾，以免去年轻科学家成为”科研民工“的命运。
“国家应该创造更加开明和公正公平的环境，并提高待遇，把面临选择境地的可塑之材留下。”刘琦始终为放弃科研的那名学生感到惋惜，“科研不应该是只凭情怀才能坚持下来的事业。”
（漫画来自于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