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工作饱和度测评与绩效评价失当而引发的“官员不作为”现象
长期以来，对于公务员的岗位职责，尽管强调要有科学的职能分解、职位说明、职责评价，并做好“三定”（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工作，但由于缺乏对工作饱和度的科学测评，以及缺乏标准化与流程化管理，导致很多官员整天看上去很忙碌，实际上却是在干“无用功”，甚至用忙碌的“无用功”去推卸应该履行的职责和该做的工作。
另一方面，对于普通公务员的五项绩效考评标准——德、能、勤、绩、廉，在实践中要么用软性的评价标准“德”来概括，要么用硬性的评价标准“能”来“一俊遮百丑”；对于领导干部，则多是以片面的GDP增长率来作为主要考察和提拔标准，从而导致对工作岗位职责与绩效测评失当，无以发挥“真作为”的“指挥棒”引导与规约作用。甚至在实践中被一部分别有用心者利用，采取与上级领导“套近乎”的方式，以谋取个人最大的私利。
4、矫枉“乱作为”导致心理恐惧而引发的“官员不作为”现象
自从中央推出“八项规定”“六项禁令”等高压式反腐做法以来，官场上各种“乱作为”现象得到极大的遏制，原本被扭曲的行政行为得到矫正，但对于如何有效地激励公务员正常作为、有效作为、积极作为的机制与制度并没有相应地建立起来，尤其是“对事不对人”的理性精神远未建构起来。
在一些单位和地区，对于明显与公共利益、公共道德相悖的行为，缺乏旗帜鲜明的批评和惩处，不敢碰硬；对于大公无私、敢作敢为，却可能因为处事风格、做事方法而存在各种“争议”的干部，不敢公开面对质疑，做出应有的澄清、褒扬和重用，以致“干好干坏一个样”“上面没有人，干死都不行”这样反常识反绩效反公平的观念充斥官场，其直接后果是公务员得到一种心理暗示，越多做事，就越有可能出错乃至出事，越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与其这样，还不如奉行明哲保身的做法，以不出事为最高原则。在各地逐渐加大对“官员不作为”问责的同时，对原有的基于特定情形而设定的诸如“维稳”等“一票否决制”的评价压力，如果缺乏与时俱进的有效清理，就可能让部分领导干部与公务员心有余悸，不敢“冒尖”，不敢“出头”，奉行“不出事逻辑”为上。
治理“官员不作为”现象的基本原则
确立对党和国家事业“第一忠诚”的根本原则。以饱满的精神状态，为党和国家事业无私勤奋地工作，保持对党和国家事业的“第一忠诚”地位，是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必须树立的根本价值观。
坚持主要领导干部的示范引领作用最关键的基本准则。领导干部行不行，公务员跟不跟，群众信不信，关键在作为“领头人”的“关键少数”主要领导干部的示范引领作用。
重建普通公务员的职业化伦理规范。实施精细化管理的前提，是在专业化机构里聘用专业化人员，在专业化管理领域里张扬专业主义精神，高质量满负荷规范化地工作，彻底重建普通公务员的日常职业化伦理规范。
推进公共管理体系、公共预算体系、公共评价体系“三位一体”建设工作。要取得官员“敢作为”“有效作为”的突破性进展，就必须改变仅局限于行政服务水平提升的公共评价体系建设，综合推进以民主法治为导向的公共管理体系、以廉洁惠民为导向的公共预算体系、以绩效公正为导向的公共评价体系“三位一体”建设工作。
推进用人、花钱、办事有机联动。改变用人与办事、花钱与办事、用人与花钱“两两脱节”问题，推动用人花钱办事的有机联动与一体化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