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区之二：生态文明的基础不是生态学规律，
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规律
由于把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作人类文明史的核心，传统生态文明观认为，生态文明建设应以生态学规律为基础。[viii]其基本依据是，生态文明是在人与自然关系失衡的现实背景下提出来的，导致这种失衡的首要原因就是人类违背了生态规律而任意妄为，因此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就是遵循生态规律、按生态规律的要求办事。毋庸置疑，这种观点具有合理之处，它认识到了生态规律具有不依赖于人的意识的客观性，强调了人类应自觉遵守生态规律、履行维护生态健康的责任。
但是，这种观点存在的认识误区也很明显：一是，仅强调了生态规律的客观性，而忽视了人在生态规律面前具有主观能动性。片面强调生态规律对人类历史的决定作用，是一种自然主义的历史观。在这种历史哲学逻辑下，人的认识能力只体现于反思和阐明自然的价值，并通过完善理性来回归自然的秩序或状态。对此，恩格斯曾给予坚决的批驳，他说：“自然主义的历史观是片面的，它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ix]唯物主义历史观启示我们，人类历史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自然规律虽然具有客观性，但也只有进入人类的认识视野，并最终服务于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进步才有意义。“在生态文明视域下，自然界不再是作为人的异己存在，而是人的存在方式的内在组成部分，是对人的自觉的自主性的确证。”[x]因此，人类在自然规律面前不是无所作为的，而要积极发挥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的主观能动性。
二是，片面地仅看到生态文明的自然属性，忽视了社会性是生态文明的根本属性。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效无疑要体现为空气、河流、植被、山川等自然环境的综合改善，换言之，生态文明建设的落脚点是自然生态。不过这里所说的自然生态不是孤立于人类社会之外而独存的，而是以人类为实践主体、能够被人类认识利用的自然生态。施密特、俞吾金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脱离人的一切实践去对自然进行解释，这从根本上讲，只能是对自然的漠视”(11)，“就连人类诞生以前的自然界也只是在后来人类改造自然界的目的性活动的基础上被发现出来的。”(12)由此可见，生态文明建设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内在统一，社会性才是生态文明的根本属性。
实际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规律，不仅是制约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也是生态文明的基础规律。一方面，自然规律要通过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发挥作用。马克思曾指出，“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13)俞吾金进一步概括为，人类“占有自然因素”的实际劳动，就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可见，自然规律不会脱离人类活动而单独发挥作用。在人类历史上，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仅就洪水一例而言，洪水泛滥无疑体现了气候、土壤等自然规律在发挥作用，但是我们看到，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洪水对人类产生的影响显著不同。在我国古代封建王朝，一旦洪水灾难发生，由于封建统治者不顾百姓安危，往往加剧了危害程度，致使禾稼殆尽、饿殍遍野、民不聊生，激化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甚至出现农民起义、政权更迭。而在社会主义中国，受洪灾影响地区却能够得到党、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齐心帮扶，在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制度优势下，洪水危害能够因势利导地快速得以疏浚，维护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从而保证了社会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和谐发展，巩固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制度。
另一方面，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制约着自然规律发挥作用的范围和程度。我们看到在人类历史进程中，随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螺旋式上升，社会分工日益复杂、生产力水平日益提高、生产关系日益精密，人类社会逐渐从原始蒙昧状态过渡到文明时代，并总体上沿着奴隶制文明、封建制文明、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主义文明的轨迹进步。与此同时，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运用能力显著提升，自然规律发挥作用的范围日渐扩大，发挥作用的程度也日益深化。仅就植物生长规律为例，早在原始社会，在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和原始公有制的生产关系条件下，人类的狩猎、采集生活完全屈从于自然界的植物生长规律，植物生长规律仅仅在自然界范围内发挥作用;约一万年前，人类步入农业时代，在以铜铁器等生产工具制造和使用为标志的生产力水平和个体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下，植物生长规律在人类自发的认识和利用下，开始转变为水稻、小麦等农作物种植技术，从而开始对人口繁衍、家族关系等社会领域发挥作用;进入现代社会以后，随着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为标志的生产力高度发展，植物生长规律进而被人类转化为杂交技术、转基因技术，深刻影响了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结构。由此可见，自然界规律虽然不以人类及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改变，但是其发挥作用的范围和程度受到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制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