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先生说自己的很多东西都属于无心插柳而得，这可不是一句空话，更不是一句随便出口的客套话。我总以为费先生在人生的某个时候有了一种彻悟，顿悟到了很多东西如果你太在意了，反倒是一无所获，所以文章便是随手写来，不求最终的结果，但倒是留给了我们真正可读的精神食粮。而这也许就是一种生活世界里的辩证法吧。
费先生到了晚年，是在用他的那一支到老都不曾凝滞的笔书写下那些已经逝去的过去，在这逝去的过去中，却包含着他全部的记忆，既有欢乐也有痛苦，而且痛苦肯定是永久也无法忘却的。他曾在海口拜谒海瑞之墓，那不是一般仪式意义上的拜谒，而是对一个非同寻常的时代的控诉以及对他的挚友吴晗的无尽的追忆。对于熬过此劫，存活下来，仍保有一种正常人的记忆并肯动笔记录下这份拜谒的人，其间所激发起来的如何不是一种让人心酸的浮想联翩呢？而面对人世间的诸多变化——真可谓是天翻地覆，这又如何不会令老人家想到“氛尽谒祠墓，呜咽听晚涛”呢？而在逝者的墓前，又有什么不可以是“蛮荒成天府，视今怨应消”的呢？
有关记忆的心理学和社会学早就告诉我们，回忆总含有着不尽的重构成分，这种重构可能不大经得起考据家的辨伪存真，但即便是这样，历史仍旧是代替不了活着的人对于过去的谜一般的想象和憧憬。西洋镜和《镜花缘》大概都是费先生幼年最喜欢看的东西，前者写实，后者虚构，但是不妨碍儿童的成长，各有各的趣味和真意。老来想起这些，依旧为先生所乐道，足见其魅力所在。曾经写过费孝通传记的那位美国史家，在费先生看来，大约是不太懂这份中国文化里的虚实变化的妙趣，对方曾经在美国本土追着费先生去订正一件件的史实，却都被费先生雾里看花一般的“人看人看我”这一句妙语巧妙地拨弄开了，谁的境界更高，已经是不言自明了。费先生对费正清这位美国学界中国史的权威承认，写他传记的那个人是一个够资格的历史学家，其他的他也就不再多说了。
我们如果熟悉并阅读过美国的中国史研究的著述，也总有类似费先生的感受涌现出来，大约历史学的处理资料的能力和资格是够了，背后根本上还是一种科学的考据精神在做支撑，但是更深一层的灵性，即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可以带来我们神游冥想的东西又在哪里呢？那肯定不是经过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训练就能够深入浅出地说出来的。这也就是文化存在的魅力，你在其中，虽然感受不到文化的存在，但它却可以融化入于你的心灵之中。而不在其中，虽有清晰的观察，亦不能从一种文化意境的维度上对发生的事情有真正的了悟。也许，在虚实之间，人生也不过是此中的一个过客，谁大概也难逃此一评价。似乎想写的话有很多，但暑假里清净读书的日子宝贵，姑且也只能先停在这里了。顺手续貂而写了一首感怀之诗，也一并附在这里，韵脚虽有不和，却是自己心境的直白：
逝者如斯谁思过，报国之心两代人。
穷途末路泪如雨，生离死别老不移。
插柳无心四处行，浮云过后两相宜。
莫问此生多壮志，路行脚下待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