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费先生还写到了与清华只有一墙之隔的北大。那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北大，而是在费先生最初读书的燕京大学旧址上建立起来的，或者说后来在1952年两校被迫合并在一起之后的那个北大。很奇怪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到北大校园参观的游人，被北大的学生导游引领着参观现在的北大校园，必然要去的地方还是费先生笔下常常提起来的燕南园、未名湖、博雅塔，要知道这些可都属于老的燕京大学建校之初便有的校园景观。司徒雷登确实是离开了，但这旧的景观却实实在在地留下了，人们并未因为世事的沧桑变化而忘记了它们。只要看看暑假北大校园里游人如织的场面，这一点也就不证自明了。这倒使我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感受，总觉得有些东西被强行改变了，人们却仍旧愿意记住其没有被改变之前的样子；而有些东西或许并没有什么改变，但人们却不一定能够或者愿意将其记忆起来。这就是人的记忆的复杂之处，不是我们想当然的想法能够说清楚的。
费先生在自己的文字里也不断地提到已经逝去了的燕京大学，因此称自己是一只“旧燕”。他跟北大的关系是那样的不离不弃，他不断地回到北大，做了很多的事情。他曾在20世纪80年代初来到北大做兼任教授，后来还带学生，干脆去掉了兼任两字，虽然人事关系不在北大，却成了一名正式的北大教授，为此而成立了社会学所，后来又更名为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这是一个在北京大学里有着独立身份的研究所，从硕士到博士后，人才培养可谓是高端和完备。但对于这些旁人所谓功绩，费先生似乎都不大去提，倒是津津乐道于自己恍如一只旧燕归来，落在了今天是北大而过去是燕大的校园里。我阅读到此，感觉费先生用的这一个“旧”字极为巧妙，一个“旧”字道出了在其再次归来时的那份激动与酸楚。因为所有的一切都已经物是人非了，而这跟他提笔写第四次访问英国，在他的母校伦敦政经学院（LSE），看到那个他曾经吃过饭的小餐馆依旧存在时的那份喜悦之情形成了明显的对照。他甚至还饶有兴味地将自己的这篇游记定名为《英伦曲》，那份畅快，在他的笔下是完全可以读出来的：“甚至我走进母校LSE的校门时，门右那个当我在学校时常去用餐的小店，门面如旧，令人惊喜。”不言而喻，这份轻松舒畅的笔触，跟他写《旧燕归来》一文判若两样。在那篇文章的最后，他走在了未名湖畔，由此所激荡起来的也只能是一种对于现在的北大即过去的燕大旧地难以释怀的责任之心。那一段文字不妨也可以照抄在这里，算是一种佐证：“北大即包括了早年的燕京，当年抚育我的就是它，我没离开它给我的教导，晚年还是回到了它的怀抱。人生最大的安慰还不是早年想做的事能亲身见到它的实现么？北大，我感谢你。”
三
这一新一旧之间，这一远一近之间，这一喜一忧之间，看出了费先生人生追求的那份真挚的情感，文字虽曲，含义隽永，真正读懂这些文字的人，谁能不理解一个有着完整的西方人类学学术训练的学者在面对现实世界起伏不定的羁绊所产生的那份苦痛呢？如果没有了这样的一份人生经历的对比，文化存在的土壤又在哪里呢？我们留存那些旧物，何曾不是让人们的记忆有一种面壁而思的唤醒？这倒猛然让我走神想到了文化保护的问题。我们今天也有很多人喜欢谈文化保护，似乎谁要不谈文化保护，谁就不是真正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一样，但结果落入了一种发展的圈套：似乎不谈还好，这一谈，特别是由上而下的一大谈，本来还可以做苟延残喘的，或许在新的文化转型的大潮里，几经冲刷，脱胎换骨，可能还会焕发出一种有生机的文化出来，却因此而成了僵化的文化遗存，就像染了僵尸病毒一样，动弹不得，一遇到社会存在的条件恶化和稍有变异，文化的消失就变成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了。文化看来很是不服管教，你专门拿出人力、物力去保护它，它便偏不领情，专往短路上去寻。倒是没人专门去理会它，却各自过着自己舒坦也好、紧巴也好的日子，文化这东西倒是郁郁葱葱地发展出来了。有谁听说过，通过搞运动的方式可以把文化这个精灵唤醒起来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