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带跟中原地区的交通早就有了，人类早期是喜欢交往的。证据也有，河南安阳曾经出土过3000多年前的商朝妇好墓，以及其他商朝墓中已经有玉器，经鉴定为和田玉，证明3000多年前已经能把和田玉运到中原甚至更远。比如张骞是陕西人，他要通西域也是有向导的，证明交往早就有了。
但要称之为“丝绸之路”，是有特殊含义的，涉及到主要贸易手段是什么，存在于哪一阶段。
2、历史上“丝绸之路”的维护动力来自外界
从以上角度，我发现历史上开通和维护丝绸之路的动力是来自外界，而不是来自中国内部。这条路主要不是由汉朝人，而是中亚、西亚、甚至欧洲人建立的，动力来自他们。“一带一路”白皮书中，习近平总书记说与各国人民共同创建了丝绸之路，这个说法比较客观，但我想强调的是，汉朝当时没有（创建丝绸之路的）主动性。
首先看“丝绸之路”名称的来历。十三经二十四史，四库全书中都检索不到“丝绸之路”这个词。1870年前后，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亚进行了三年多调查后写了本书，正式提出“丝绸之路”，而他指的是公元前2世纪前形成的一条由洛阳、长安一直到中亚撒马尔罕， 以丝绸贸易为主的商道，以后慢慢为地理学界、历史学界所接受，之后才出现了将对外交通命名为“丝绸之路”的现象。
古丝绸之路分为北中南三条线
命名为“丝绸之路”，其实是张骞通西域起到的效果。但张骞通西域本身是出于军事、政治目的，而不是出于贸易。汉朝初年，匈奴对汉朝构成了极大的威胁，经过70多年积累，到了汉武帝，汉朝势力增强，陆续打败匈奴，基本将其驱逐回了秦朝长城以西。汉武帝考虑怎样一劳永逸打败匈奴，他得到情报原来居住在祁连山河西走廊一带的乌孙人跟月氏，被匈奴压迫而西迁，其中月氏人迁到了大夏（即今天阿富汗这一带）。大夏与匈奴是世仇，汉武帝派使者前去，希望打下与汉朝一起夹攻匈奴，虽然这并不容易，地图上隔了太远的距离。
当张骞到达以后，大夏君主在那儿已经住得很舒服了，不愿与匈奴作战，结果张骞在那儿“不得要领”，没有达到实际效果。
张骞出使西域非常艰苦，路上被匈奴扣押十年，但他找到机会逃离匈奴到达大夏，但回程又被匈奴扣押一年。当回到汉朝，形势变化，汉朝已经打败匈奴并且控制了河西走廊，通向西域的大门已经打开了。虽然张骞出使西域的最初目的没有达到，但他带回来的（关于沿线的丰富情况）深深吸引了汉武帝，认为应该将汉朝影响扩大到这些地方，因此第二次派张骞出使，组织使团，带去大量丝绸、黄金、工艺品等，赏赐给将要出使的小国，扩大了丝绸在中亚的影响。
但丝绸也不是张骞出使才输出的，实际时间更早。拉丁语系、英语称中国为China，一种说法是波斯人将中国成为“丝国”，这个发音慢慢演变为China读音；第二种说法是与“秦”谐音。至于称瓷器为China，则是倒过来，因为是来自中国的东西。可见张骞之前，外界尤其是波斯已经知道中国产瓷了。
但不自觉的、带偶然性的流通，与自觉的贸易是两回事。张骞出使西域扩大了中国丝绸在中亚的影响，引起了更远地方人们的兴趣。但商品经济的形成很重要的原因，是罗马帝国对中国的东西有需求。罗马帝国实力强大，对丝绸有强劲需求，罗马帝国贵族都以穿上丝绸为贵，随后丝绸价格甚至高过黄金，而汉朝是丝绸惟一来源，且丝绸非常适合在长途的艰苦条件下贩运，丝绸质地轻，经得起炎热、寒冷的气候变化，更重要的是产生的高价足以抵偿昂贵的运输费用，甚至付出的生命代价。
但丝绸之路无论从哪条路线都是非常艰苦的，从南面要穿过帕米尔高原，从北面草原则距离更长，而且绕不过寸草不生的戈壁。在没有导航、机械交通，主要依靠骆驼、牛、马、人力的情况下，代价相当高，没有强劲需求不可能支撑。
3、历史上中国没有动力进行丝绸贸易
汉朝有效统治区域约有三四百万平方公里，人口六千多万，汉武帝开疆拓土很多人反对，因为会糟蹋良田，换来的是干旱、寒冷的土地，而河西走廊开拓地是成功的，有大片绿洲、祁连山、稳定水源。
中国没有向外开拓的动力，中国的丝绸尽管一般人不穿戴，也不是太昂贵的奢侈品，百姓也没有想到拿丝绸出去牟利。
中国历来以“天下之中”自居，无所不有，自给自足，对外无需求，没有对外贸易的概念。汉朝也不许百姓随意出关，历史上商人往往是没有其他出路的人所从事的职业，社会地位低，历史上中国没有主动利用过丝绸之路，也很少从丝路贸易获利。
而现在不同，我们要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是我们主动，但如果没有对方的主动响应，就建不起来，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再三强调互利，不搞零和，建立经济共同体。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另一端的一些国家来说，中国并非惟一选择。
建设“一带一路”出于中国主动，如何使对方积极响应并能持续，需要有相应的对策。
在商言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要考虑怎样使对方有动力，不要认为我们想建就能建成功，而对方一定会感恩戴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