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国际辩论，积极传播中国思想与设置中国议程。多年来，中国知识界的英语写作能力普遍不强，国际表达动力普遍不足，这导致中国学者在欧美媒体中主动刊文的数量严重不足。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成功案例，比如，北京奥运会前后，时任驻英大使傅莹主动在英国媒体撰文阐述“奥运会属于我们大家”、“新疆是个好地方”等，一时传为美文经典；上海学者李世默、张维为近年来在《外交政策》、《纽约时报》等多次刊文，用西方人的话语逻辑，正面阐述中国政治体制的优势，收到相当不错的国际效果；近期，澳门学者陈定定也及时在美国媒体上回击沈大伟的言论，以幽默的《对不起，美国！中国不会崩溃》为标题，很及时地起到反驳作用。由此可见，中国相关机构应当创造某些机制，鼓励更多的学者就时效性大、敏感性强的话题，在国际媒体上进行尺度更大的发声，这将对塑造中国的积极国家形象发挥相当大的益处。
总之，当代国家间的竞争不只是贸易、经济、军事、金融竞争，更是基于前者之上的思想竞争。一国思想力体现着本国在全球博弈中的真实排位。中国已公认为贸易第一、经济第二、金融前五的全球大国，但仍然没有发挥出与国家整体实力相匹配的思想力，中国在全球并没有得到靠前位置的尊重度。
从这个角度看，那些无休止的“崩溃论”，与其说是对中国实际情况的误读，不如说是对中国思想力的蔑视。中国思想界应当基于社会价值观集体共识之上的通力合作，奋发有为，真正营造“为中国效力、必有大回报”的正向逻辑氛围，塑造中国伟大的思想力，在先后解决“挨打”、“挨饿”之后，真正解决“挨骂”、“挨咒”的困局，赢得21世纪的中国尊严。
